第一次对书厄现象进行历史总结的是隋代学者牛弘。他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论”。“五厄”之说为：一是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赤眉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周师人郢，梁元帝自焚烧书。其后，唐封演在《典籍》中对牛弘之说从而广之，补充了一些史料，尤其是隋以来的一些史料。牛弘、封演所称书厄，除秦始皇焚书是由于政治原因外，其余几厄多偏重于兵燹之劫。到了宋代，洪迈《书籍之厄》已注意到私人藏书更不易永久，或毁于水火，或暂传而散。而稍后的周密在同名文章中对藏书聚散之故，除战乱、政治、水火诸因素外，复增“藏书家子孙不善保藏而致图书散佚”一条，已基本论及藏书散佚的四大原因。至明代，论述书厄者更多，有邱浚的《书厄论》、谢肇涮的《物聚必散三篇》、陆深的《书厄论》，而最著名的则是胡应麟的《书厄论》。胡应麟将牛弘的“五厄”扩为“十厄”。其新增五厄为：一是隋大业十四年（618）江都焚书；二是安禄山人关；三是黄巢人长安；四是靖康之难；五是南宋末伯颜南下，大军人临安。至清代，姚颧元、孙殿起、章太炎、钱振东、陈登原及近代邓实均又有论述。尤其是慈溪籍学者陈登原不仅著有《天一阁藏书考》，而且有专论典籍聚散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将聚散原因归为四条，即一是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二是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三是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四、受厄于藏弃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他称此四条为“艺林四劫”。陈登原之后，祝文白在牛弘的五厄、胡应麟的续五厄基础上，再续五厄：一为李自成攻占北京，二为钱谦益绛云楼被焚，三为清高宗编《四库全书》时焚书毁板，四为太平天国战争及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五为日本侵华“一·二八之役“炸毁东方图书馆及在沦陷区劫夺中国公私藏书。
以上是关于中国藏书史上重大书厄事件的罗列及书厄原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开展藏书事业的艰难。(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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