嫏嬛福地天一阁：民间藏书楼与天堂相遇

乾隆对天一阁的关注、模仿和奖赏，为私家藏书楼树起了一杆钦定的旗帜，天一阁成为藏书家看齐的目标和追赶的对象。自此以后，许多藏书家遂纷纷以天一阁为榜样，其建筑式样、其藏书特色、其保护措施、其管理模式，乃至命名方式全都成了仿效对象。

在宁波城里的藏书家卢址（1725—1794）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卢址，字丹陛、青崖，鄞县人。他对范氏天一阁的羡慕可以说是溢于言表而付诸行动的。卢址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在良好的诗书礼乐教育下，有着慕古嗜书的癖好。他经过30多年的购书抄书的积累，藏书所达到的规模，“几出天一阁之上”（《都县志》）。于是，他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黄家鼎《抱经楼藏书颠末记》）的藏书楼。据姚椿在日记中所记亲自登临该楼后的回忆，“其族人在者五六人，诸规制皆仿天一阁”。言下之意，似乎除藏书楼的“硬件”之外，连藏书管理制度这种“软件”，抱经楼也是照搬范氏的。

敢于作此结论，是因为地方志上还记录下来了如下这则有趣的掌故。据说，卢址“尝为末得内府《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实是因为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宗族向皇帝进献了六百三十八种珍贵典籍，供四库全书馆臣编纂之用。范家为此而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的嘉奖，这在当时是引以为无上荣光的事。

《四库全书》开馆征书的时候，卢址的藏书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所点名的藏书家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这样卢家当然也就没有了效忠皇帝的机会及其以后获得奖书的资格。因此，当他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地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志在必得。以致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当地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书集成》底稿以后，以为抗衡范氏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竞美一时，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曾为抱经楼服务近10年的黄家鼎在《抱经楼藏书颠末记》云：

历三十年，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乃于居旁隙地构楼，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环以垣墙，略植花木以障风日。

……

其保守之法，亦祖述天一阁。平日封锁，禁私开，禁烟火，禁出借。每岁伏日检曝，非云甸毕集不上楼。其所以无中堕，无偏废，良有以也。

卢氏抱经楼

虽然，抱经楼藏书最终并没有像天一阁那样幸运地完整传承下来，但是能够持续到20世纪初的1916年才散出（其中史著佳本为刘氏嘉业堂所得），也可谓模仿得法者也。数年前，我们到宁波城里的君子营，还能见到这座外观同天一阁建筑款式一模一样的古朴苍劲的抱经楼，矗立在街巷民居之间，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之所。卢氏抱经楼果然是模仿和忠实于范氏天一阁的典型，但是对于这一典型作出异动反应的却也有人在。同在浙东而位于余姚梁弄镇的五桂楼藏书主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五桂楼是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落成的。其创始人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有志于学，日寝书丛，聚得图书在5万卷以上，于是在其宅南“创楼三间，皮藏卷轴”（蒋清翊《五桂楼藏书记》）。18∏年，他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明确了自己与范氏不同的藏书管理方式，从而体现出他对天一阁以“典藏”为首务的藏书规制的“革命”。他说：

今世藏书之家，惟宁波天一阁为最久。其制：橱门楼钥，子孙分房学之；非齐至不得开，禁书下楼梯及私引亲友。擅开，皆罚不与祭。故历久而书不零落。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www.xing528.com)

但他同时也为子孙立下了严格的家规：“黄氏经籍，子孙是教，幽与假人，即为不孝。”也就是说，黄氏是希望自己的后人，不要仅仅把五桂楼内收藏的经籍当作“文物”一样地来爱护，而是要求他们能够汲取其间的知识，”以经训涉其德性，以史事扩其见闻，而又旁通诸子，泛览百家，以增长识力”。从而使得私家藏书复归到其本来的“藏以致用”的价值层面上，这对于不准子孙擅自登楼看书的天一阁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薛氏传经堂

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天一阁藏书楼的影响力仅仅在浙东一隅。就在“五桂楼”建成以后的那些岁月里，在南京城南一带有一位姓甘的大藏书家也一直做着藏书梦。然而终因信息不灵，到了数千里以外的南京，关于天一阁的好名声传得就有些走样了：

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架间多皮秘戏春册以避火也，予谓春册乃诲淫之具，虽是名笔，岂可收藏？况与古人书籍同列，更滋亵渎。避火之说，本自何书？范氏贻谋不若是其谬，当是传闻之误。纵或信然，亦不足法。

家大人闻之日：“尔之言是也。惟闻天一阁北方有隙地，垒石为坎卦，取生水之义，此实有至理，异日予家‘津建，宜北向，即于壁间以砖作坎卦六象，其谨识之。”（《白下琐言》卷六）

这里的“家大人”，即金陵藏书家甘福（1768—1834）。甘福字德基，号梦六，“津逮楼”就是由他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建成的。可惜仅传世30年，这座坐南朝北、上下三楹的大藏书楼，就被毁于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城的战火之中。

假如说，清代“文源阁“、卢氏“抱经楼”、黄氏“五桂搂”和甘氏“津逮楼”主要还是模仿天一阁建筑的“硬件”的话，那么，曾经充分考察过天一阁和五桂楼的阮元，就曾经在较大范围内推广过天一阁“但在阁中，毋出阁门”（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和《焦山书藏记》）的藏书管理经验。而曾在宁波任职的薛福成、吴引孙都在家乡模仿天一阁建造了自己的藏书楼。

而1939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陈叔通等办的合众图书馆（1953年6月将馆藏图书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后并入上海图书馆），一时“购地建屋，小有规模”（《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而其经营思想，除了征集私人藏书以外，就是学习范钦天一阁的藏书经验，致力于当时的通行本图籍收藏，以待来者。

至于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现代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更曾决心学习天一阁在藏书管理方面的经验。1943年底，他接受长子朱楔的建议，计划将分散在北平、南京和安徽乡下保存的三处珍贵藏书集中一地，仿照范钦将天一阁藏书作为家族公有资产以求久远保藏的做法，设立家族式的私立“郦亭图书馆”，后因病在重庆去世而没有实现。此外，无锡阮元传经楼、扬州测海楼、镇海郑氏十七房郑勋之敬业堂、林近鳌之近性楼，或全盘照抄，或吸取天一阁的营建理念，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模仿。由此看来，天一阁在它问世以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公私藏书家心目中不遗余力追求的文献保存典型和文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