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嫏嬛福地天一阁》：古今集成与平定回部得胜图

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与《平定回部得胜图》（即《西域得胜图》）由于既是皇家所赐之物，又各具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都成为天一阁的镇阁之宝。在此专门作一介绍。

《古今图书集成》的初稿创始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完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是由陈梦雷倡议并主持编成的。于雍正三年（1725）定稿，次年用铜活字排印，至雍正六年（1728）印成。

陈梦雷，字则震，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中进土，三年后请假返闽省亲，适逢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陈梦雷因兵阻不能出，“三藩之变”平定后，陈梦雷遂因此被逮入狱。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朝廷最后论定处斩。翌年，康熙特旨赦免死罪，谪戍奉天尚阳堡。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东巡时，陈梦雷献诗得帝旨意放回，康熙并命其教习西苑，最后成为诚亲王胤祉的侍读。

《古今图书集成》是陈梦雷在诚亲王府里一手编成的。但这部书出版后，书上并没有陈梦雷的名字，却署上了雍正时户部尚书蒋廷锡之名，而且在清世宗御撰《古今图书集成序》中，说此书是康熙继其敕修的各种专科书籍后，发意不要的一部综合性巨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古今图书集成》完成以后，在修订时，康熙逝世，王室内部发生了兄弟争夺储位的争斗，结果胤祯（即雍正）夺得了帝位。胤祯和他的兄弟产生了矛盾，诚亲王胤祉当然亦不例外，于是陈梦雷被认为是胤祉的要员，又被遣，雍正为了掩盖《古今图书集成》原稿的真相，就任命蒋廷锡等重加编校。陈梦宙的集子《松鹤山房集》卷二里的一篇《进汇编启》，是研究这部书的最重要的文献。看了这篇文字，就可了解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的真实情况。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实由陈梦雷所倡议。这一倡议，诚亲王不但同意，而且拨给图书资料、经费和抄手，由陈梦雷独立主持，编纂完成。从出版后的《古今图书集成》的体例来看，基本上是陈梦雷在康熙年间完成的本子的一个原稿。原来的六编，仍是六编；原来三十二志，后来不过改为三十二典。至于由三千六百多卷析为一万卷，陈梦雷曾有此安排，他在《进汇编启》中说“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右得万余卷。”所以这部书署上蒋廷锡的名字，实际上是在雍正指使下冒名顶替的。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古代类书中最大的一部。编辑时间距今最近，资料最富，并且分类极细，查检方便，所以对于现代从事文化史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的中外学者来说，仍不失为一部用途广泛的古代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迄今共有四次印本。第一次印本即是雍正六年用铜活字印的，共印六十四部，每部书分订五千册，分装五百二十三函，五千零二十册，一万卷。书前有雍正的序文，书首有蒋廷锡的表文。当六十四部书印成后，除颁赐皇室贵胃、在朝显官外，后来在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又赏给江浙地区进呈书超过五百部的藏书家各一部，这样库存就没有了。所以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流行世间并不多，印出不久，即被视为珍籍。天一阁所得即是此本，保存基本完整。国内目前仅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辽宁、甘肃、徐州图书馆有藏，有的已不完整。国外仅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足本，惜已改装成洋装。而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均藏有残卷，天一阁藏本更显珍贵。

第二次印本，在光绪十年（1884），上海图书集成局依据原铜活字本铅印1500部。由于这次印本字体过扁，排印紧密，看起来很费力，加之脱页错字很多，至光绪十六年（1890），经总理各国衙门奏准，交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影制一百部。这次印本，经详加校正，注意缺图缺页，分订考证24卷附在卷后，所用底本有字画不齐和纸现黄斑的都用笔涂盖，再用墨笔描写清晰，所以印本墨色鲜明，精过殿本。1934年，中华书局采用康有为旧藏殿本重印，缩为三开线装本，以原九页合一页联印，这是第四次印本，也是比较切合实用的本子。1986年，中华书局与成都巴蜀书社联合重印1934年本，改为十六开精装本，并邀请广西大学孕育编制索引，这个印本是《古今图书集成》最新最佳的版本。

铜版画在我国属外来画种，它起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德国的手工业相当发达，雕刻工匠们最初用雕刻刀直接于金属（主要为铜制品）器皿上镂刻装饰图案，而后在铜版凹纹制作的基础上演变成用于印刷事业的专门技艺，即凹版的制版工艺。随着印刷事业的发展，又出现了铜版画艺术，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www.xing528.com)

铜版画于明末传至我国。明万历十九年（1591），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携来宗教铜版画《宝象图》、《圣母怀抱圣婴》等4幅，赠于当时制墨大家程大约。后程氏将其以木版摹刻形式收入《程氏墨苑》，其雕刻技法已表现出富有明暗凹凸、生动逼真的西洋铜版画风格，因而引起国人注意。铜版画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对绘图、雕刻、印刷及所用纸墨等材料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费工费时，耗资巨大，在当时的欧洲也被视为名贵品种。有明一代，未闻我国有铜版画之作。清康熙年间，社会初现盛世，罗马教廷想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利诱中国权贵，便派遣了擅长各种技艺的耶稣会士来华，西方的铜版画、绘画的明暗立体处理法及其他的技艺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

清宫铜版画的刻刊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一件作品是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主持雕版印刷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而乾隆时期是清朝宫廷铜版画刊刻的繁荣时期，并达到了鼎盛。清王朝为宣扬武功，组织绘制了一系列铜版画战图，最为著名的即为《平定回部得胜图》。

《平定回部得胜图》

《平定回部得胜图》是乾隆时期为记述清廷平定厄鲁特蒙占准噶尔部和天山南路维吾尔大小和卓部判乱而绘制的一组铜版画。这套战争组画乃遵乾隆谕费用绘制，当时供职清廷的西洋耶稣会传教士画家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艾启蒙（Ignace Sickepart，1708—1780）、安德义（Jean Damascene，?—1781）等在向随征将士详细调查了战争过程的基础上，采用中西结合的绘画技法，不但形象地记录了重要战斗的激烈场面，并且具体入微地刻画了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兵马阵式、攻防设施、作战方式、后勤供给、军事地理等战争要素，堪称一部形象的战争史，对认识清朝前期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鼎盛时期战争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是图为册页装一函，34幅，16幅图为铜版印刷，18幅文字为木片印刷，作品纵52厘米，横90厘米。当时绘制后，送法国雕版印刷。清廷本来提以由英国办理，但法国耶稣遣使会的最高首领路易斯·约瑟夫意识到这是提高法国国威的一个机会，并称铜版雕刻在法国已炉火纯青，遂与法国签约。此事由法外交大臣伯坦负责，具体事宜由王子建筑制造厂主管马里尼处理，复制商科尚负责挑选精于雕刻的工匠。自乾隆三十年（1765）将画、稿分批送往法国，至乾隆四十年（1775）全部铜版画作品分批到达中国，历时十年，”支付款数达20400里拉（法国旧币制单位，每一里拉相当于旧制一两白银的价值）”，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

是图画面采用全景式构图，场面宽广辽阔，结构复杂，人物情节繁多，但刻画人微。作品的构图、人物造型、影色描写、明暗凹凸、透视等都反映了当时欧洲铜版画制作的最高水平。

这批铜版画分批抵达清宫后，乾隆皇帝也陆续将部分颁赏给皇子和文武大臣。台湾故宫博物院现藏军机处月白内含有清单多件，”第一次赏给阿哥们、亲王、大臣得胜图十八份，第二次颁赏得胜图二十四份，第三次三十六份，第四次十九份，第五次颁赏四份。”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上谕：”今将得胜图的铜版画分送全国各地行宫及寺院保存陈设。”另据故宫藏嘉庆、道光年间陈设档案记载，清漪园（颐和园前身）的月波楼、静明园（即玉泉山）的空翠岩、静宜园（即香山）的太虚室等处均陈设了多种战图。初由法国分批送回的铜版战图，每图图版下方有雕版者的法文印刷体签名，其中部分图版上方有乾隆的御题诗。天一阁所藏即为第五次颁赏给四位藏书家的有乾隆御题的铜版画，弥足珍贵。而目前故宫所藏大部分作品是由宫内造办处于乾隆三十七年奉高宗命“著造办处刷印铜版图之人刷印呈览”的后印本，与法国刻印者相较，内府用法国镌刻铜版刷印的战图之纸墨和印刷稍逊色。

这套由法国刊刻的铜版战图，后来仿刻印刷出版了多种版本。1783至1785年法国著名雕刻家赫尔曼（1743—1806）仿刻有一组小型铜版《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16幅，版面为原格式的一半，清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人沙为地石印出版名为《大清国御题平定新疆战图》，日本京都也曾影印出版名为《乾隆铜版画准噶尔得胜图》，另外，还有梅盖特博物馆藏《乾隆战迹铜版画》。是图名称较多，《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为《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平定回疆图》，故宫图书馆编《清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著录为《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萝图荟萃》著录为《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等等，都为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