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收录历代登阁名人记录

天一阁在范钦时代是相对开放的，在后范钦时代，曾一度封闭甚严，自黄宗羲登阁后，天一阁又进入了相对开放的年代，有选择地向一些大学问家开放，有助于学术界，尤其是江浙学术界的发展；同时，一些学术型的官僚也纷纷关心起天一阁来，或为之修茸栋字，或为之编刻目录，使天一阁能长存于世。历代名人在天一阁留下的踪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现择要简介如下。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自署布衣万斯同，著名史学家、藏书家，浙江鄞县人。

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记载，万斯同曾登阁观书，具体时间不详。天一阁文保所前所长邱嗣斌也认为万斯同登阁阅览古本秘籍，为万氏研究明史开拓了眼界。万斯同《明史稿》稿本后流入社会，1932年经沙孟海先生介绍，由甬上藏书家朱鼎煦别宥斋购得。1979年，朱氏家族将别宥斋图书文物捐赠给天一阁，因而万氏《明史稿》原稿也随之归藏天一阁，可谓有缘。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著名史学家、藏书家，浙江鄞县人。仅19岁的全祖望于雍正元年（1723）年就登上了天一阁。乾隆二年（1737）全祖望因罢官回乡，开始了十年家居。次年再次登上了天一阁，从此“便整日埋头在天一阁内”。十年间他到底多少次登上天一阁已无从统计了全祖望首次替天一阁整理、编辑了碑目，为我们留下了《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首次揭示了天一阁的命名，并提出了天一阁藏书的一家之言《天一阁藏书记》和《天一阁碑目记》成为研究天一阁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名人与天一阁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又号存斋、淡园、随园老人、石头村人，以诗文名，为“灵性说”的创始人，浙江钱塘人，客居江宁（今南京），袁枚祖籍浙江慈溪。袁枚一生好游，乾隆六十年（1795），他以八十高龄作寻根四明之游，并登上向往已久的天一阁，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翻阅了天一阁的藏书，看到橱内所存宋版秘抄俱已散佚，十分痛心，用诗记录了他的感叹。诗云：“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今日椟存珠已去，我来翻撷但欷觑。”其自注云：“橱内所存宋版秘抄俱已散失。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云收湿物也。”袁枚的诗和注，为我们研究天一阁芸草防蠹、英石吸潮的传统措理之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是清代汉学大师，乾嘉学派的巨子，吴派学者的卓越代表，江苏嘉定人。钱大昕首次登阁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夏。其时，钱大听出游天台路过鄞县，在老友李汇川的介绍下，“亟叩”天一阁，天一阁主人则“启香橱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乾隆五十二年（1787），钱大昕应鄞县县令钱维乔的邀请，赴鄞县编修《鄞县志》，再次叩开了天一阁的大门。此次登阁，他与海盐张燕昌、范钦八世孙范懋敏共同编纂了一部《天一阁碑目》。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天一阁碑目，保存了天一阁藏碑的大量信息。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研经老人、雷培庵主等，在经学、金石、史学、书画、天文历算等方面均有所造诣，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阮元在浙江历官十余年，其中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至嘉庆三年（1798）九月任浙江学政，嘉庆四年（1799）十月至嘉庆十年（1805）十月和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至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两任浙江巡抚，为浙江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十余年中，阮元因公至宁波达十余次，明确记载登阁时间的有嘉庆元年（1796）、嘉庆二年（1797）、嘉庆八年（1803）。阮元登阁的主要成果为：督促范氏后人编成《天一阁藏书总目》，摹刻天一阁藏宋拓本《石鼓文》，分析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并在以后的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中推广天一阁的管理经验，为天一阁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他是一位近代改良主义的政论家，同时又是一位藏书家。薛福成自光绪十年（1884）十月任宁绍台道，至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吴引孙继任，在宁波任上约五年时间，办了三件大事，即积极参与中法镇海之役的筹防和指挥工作，在府署后乐园创办揽秀堂藏书楼，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是继阮目之后的又一部重要书目，与冯孟颛《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一起被称为天一阁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三部书目。薛目主要反映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两次兵聚之后的藏书情况，且著录比较详细，在天一阁的编目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宁波任上，薛福成还在老家“建藏书楼与天一阁同式”，是天一阁社会影响力的又一例证。(www.xing528.com)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一作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居申港镇。他“毕生事业与书亲”，一生藏书、著书、建馆，是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缪荃孙第一次登阁在宣统元年（1909）。光绪三十四年（1908），缪荃孙的内兄夏闰枝出任宁波太守，缪委托他与范氏约定观书日期，”至次年乃得复”，约定三月十八日登阁。这次登阁虽“所见殊不逮所闻”，但也“聊慰平生素愿”，并嘱范氏代抄宋《刑统》和正德《江阴志》，后只抄得前者。缪荃孙第二次登阁在天一阁藏书大量失窃之后。民国三年（1914），天一阁被窃后，图书在沪上书市流通，缪荃孙闻后，初以为范氏“子孙居然肯卖”，乃致函范氏问个究竟，方知沪上奸商往偷。事后缪荃孙登阁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记录失窃书1759种，并在序中详述失窃经过。然缪目编制仓促，失之粗糙，不足为据。

陈登原（1899—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著名文化史家，余姚周巷（今慈溪周巷）人。在中国藏书史上，陈登原因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和大一阁藏书考》而名留青史。民国十九年（1930），陈登原入阁访问，并向甬上学问大家戴季石和冯孟颛征询阁事，又求之于地方文献，次年成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印行出版。此书体例完备，全面论述了天一阁产生的文化背景、天一阁主人、藏书来源、藏书特色、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探讨了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形成、发展、嬗变及其曲折道路，系全面系统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第一部著作，具开创之功，津逮后学良多。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他积毕生精力于我国的善本书籍、宋椠名抄，精于鉴别宋元版本，为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民国二十年（1931），赵万里与郑振铎从上海来甬，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天一阁去了两次，但终因格于范氏族规而未成。民国二十二年（1933）7月，赵万里再次来甬，经鄞县县长陈宝麟、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冯孟颛与范氏接洽，达成人天一阁观书七天的协议。经这一星期的努力，登录书籍二千余种，其中二百多种为阮目、薛目所无。赵万里原打算把此次重整的天一阁现存书目叫做内编，并另编散出书目为外编。惜内编原稿于抗战时期散失殆尽，外编也未完成。所幸赵万里留有《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为我们保存了很多珍贵史料。特别是赵万里对于天一阁藏地方志和科举录价值的认识，挖掘了天一阁的两大宝藏，确立了天一阁藏书的两大特色，意义深远。

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字孟颛，一字曼孺，号伏附居士、妙有子，晚年自署孤独老人，原籍浙江慈溪，从先祖迁居宁波。他是近代浙东著名藏书家和文献家，家设藏书楼伏甥室，藏书十万卷。冯孟颛作为近代甬上著名学者，十分关心天一阁。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天一阁遭台风袭击，岌岌可危。冯孟颛领衔重修天一阁，挽救天一阁于危难之中。民国二十五年（1935）九月起，冯孟颛又登阁编目，完成了《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成为天一阁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藏书目录，并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冯孟颛还提出了天一阁藏书的“五劫”说，这是他对天一阁的又一贡献。

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又字锋民，号西谛，又写作C.T.，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大文献家和藏书家，祖籍福建长乐，浙江温州人。据记载，郑振铎至少来过天一阁三次。1931年8月郑振铎与赵万里同来宁波，登阁未成。1951年4月，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负责人）的身份视察了天一阁，并邀请宁波文化界人士进行座谈，就修建阁楼、充实设备、加强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作出指示，要求恢复天一阁楼的原状。后来他还在同年10月10日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对天一阁藏书数量及其变化作了详细说明。1953年6月11日，郑振铎又作了《关于保护天一阁的批示》，强调“必须像保护敦煌千佛洞一样的来保护它”，“总之，必须以全力保护之”，表明了他对天一阁的极端重视。1956年4月，郑振铎最后一次视察天一阁，对天一阁的性质、方针和任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天一阁“是一个最古老的图书馆，应严格地使其保持原来的面目，古物陈列所应迁出，另觅地址”；天一阁“是一个历史文献性的参考图书馆，应以收藏有历史性的重要图籍为主天一阁“应四面隔开，以防火灾，保管人的住宅，应离得更远些”；天一阁应“影印孤本，出版天一阁丛书，摄印显（缩）微照片（胶卷）”。郑振铎对天一阁性质的认定是非常准确的，他的意见后来也基本上得到了实施。稍感遗憾的是影印、出版、缩微工作略显滞后。

此外，尚有许多学者，如俞宪、李邺嗣、徐乾学、寅著、卢址、翁方纲、张燕昌、洪亮吉、冯登府、麟庆、刘喜海、董沛、宗源瀚、吴引孙、姚元之、朱彝尊、林集虚、杨子毅、杨铁夫、孙中山、蒋中正、马涯民、马廉、陈乃乾、沙孟海、谢国桢、陈训慈、路工、郭沫若、余秋雨、冯骥才等，或登阁观书，或研究天一阁的历史、藏品，或关心天一阁的保护、管理，与天一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天一阁增光添彩，是我们所必须铭记的。

历代名人与天一阁关系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