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登阁与他发出的“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一样,具有惊世的作用。这一行动所引发的后续效应,让人不得不对它的意义作一番深思。
笔者在《宁波藏书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文中曾指出,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我们不能苛求古代私人藏书家,要求他们公诸士林,因为这在古代是不客观,不现实的。“保守”是私家藏书的根本特点。在私有制社会里,书籍作为私有财产,保守是绝对的,开放是相对的,开放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相对开放。在一个私有制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私人藏书的私人占有性,决定了它的保守性,它承担的使命仅仅是满足个人、家庭和家族成员的学习、学术需要,没有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即使有极少数古代藏书家有流通借阅之举,也只是对封建士大夫阶层而言,限于亲朋好友和藏书家之间,对普通百姓来说,从来都是“莫予其事”的。故而历史上真正对外开放的私人藏书楼是根本不存在的。
虽然如此,但宁波藏书家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意识和开放精神。就拿时人和后人都视为保守的天一阁而言,作为私人藏书楼,其在历史上的开放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在范钦时代,他与许多藏书家交换目录,互通有无,甚至定有“藏书互抄之约”,在亲朋好友间是开放的。范钦之后,虽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封闭甚严,但还是有选择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开放。黄宗羲登阁是天一阁向学者开放的一个标帜。“黄梨洲后,万季野征君、冯南耕处士继往,昆山徐健庵司寇闻而来钞,而海宁陈广陵詹事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全谢山为小玲珑馆马氏亦往钞之。”其他登阁人士还有李杲堂、朱彝尊、袁枚、钱大听、江昭、张燕昌、阮元、吴引孙、薛福成、姚元之、刘喜海、麟庆、冯登府、钱维乔、缪荃孙、马廉、赵万里、郑振铎等。有选择地适度开放,这在私有制条件下已经很难能可贵了。黄宗羲登阁显示天一阁已进入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
目录既是图书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是诵读之资、问学之本。一般的藏书家都编有书目,天一阁也不例外。在黄宗羲登阁之前,目前所知有书目三种,即范钦亲编《范氏东明书目》一册、范钦重编《四明范氏书目》两卷、范钦长子范大冲等增益阁书后所编《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两册四卷。自黄宗羲登阁编目后,后来学者纷纷仿效,开启了学者为天一阁编目的先河。大多数目录均是在阁书遭劫难后编的,所谓“凡遭一劫,于是有编写书目之举”,虽然“主编者率师心自用,随意取舍”,但还是为天一阁保留了大量的图书散佚变化的信息。这些书目主要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命汪本校刻本《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传抄本,光绪四年(1878)宗源翰《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首末两卷,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林集虚《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不分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民国二十五年(1936)冯孟颛《天一阁方志目》一卷、《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一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孟颛《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上胪列的书目,有的编者虽为官僚,也兼学者身份;有的虽不是亲自所编,却是直接指导、具体谋划。作为私家藏书楼,为天一阁所编书目较多,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和典籍流传信息,登阁的学者们功不可没,而黄宗羲开了个好头。(www.xing528.com)
黄宗羲登阁向社会传达了天一阁非不可登的信息,这一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大江南北、尤其是江浙的藏书家、学问家兴奋不已,有许多人要“买舟欲访甬句东”了。访问甬句东的目的自然是登天一阁观书,而观书也不是盲目的,因为已经有黄宗羲抄录的书目可资参考了。原来天一阁“阁书之目,外人终莫测也”。自黄宗羲“以硕望故交尝破例偕阁观览,择其古僻者钞为书目,昆山借录,转相流传人间,始知有天一阁书目”,有了登阁的可能,有了访书的依据,天一阁那种“是阁之书,明人无过而问者”的局面得到了改观,它的社会影响力迅速上升,以至于后来得到皇家赏识,享有显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博大精深的学问也与天一阁密切相关,多次登阁观书,对他帮助极大。近代著名政治家、学问家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家蔡尚思也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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