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认为天一阁范钦藏书多半来自丰坊万卷楼，并将万卷楼所余帖石也收归阁有，故而有“范侍郎之喜金石，盖亦丰氏之余风”。天一阁碑帖拓本收藏情况如何，据钱大昕纂修《鄞县志》记载，范钦曾编有《天一阁碑目》，惜乎未传诸于世，不知范钦时代的收藏情况。至乾隆三年，年仅三十四岁的全祖望重登天一阁，搜括金石旧拓，编为《天一阁碑目》，并为之记。
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所言，乾隆三年，他刚“放废湖山，无以消日，力挟笔砚来阁中”，见有一架藏品未尝发视，询之范氏后裔，方知是碑帖，于是“乃清而出之”。当时发现“其拓本皆散乱未及装轴，如棼丝之难理”，认为“听其日湮月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不烦搜索，坐拥古欢”，订为一目，附于天一阁书目之后。然而至钱大昕于乾隆五十二年重编《天一阁碑目》时，已不见全氏所编之目。从全祖望编目至钱大昕编目，间隔约五十年，全目流散速度之快，令人生疑。考之其《天一阁碑目》，其末云：“友人钱塘丁敬，身精于金石之学者也，闻而喜，亟令予卒业，乃先为记以贻之”，可知全租望撰记时，碑目并未完成。因此，谢山有没有编完《天一阁碑目》，是否雕印过碑目，均不得而知。而没有编完，或只有稿本，导致不能传世的可能性极大。姑且存此一说。
天一阁存世碑目，只有范懋敏《天一阁碑目》一卷。后续增一卷。此目编于乾隆五十二年，时钱大昕应邀至鄞修县志，“适海盐张芭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即侍郎之八世孙苇舟亦耽法书，三人者晨夕过从，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目录传诸世，岂非阙事，乃相约撰次之。拂尘祛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目后署“司马公八世孙懋敏苇舟编次，男舆龄、遐龄校定，嘉定钱大听竹汀鉴定，海盐张燕昌芭堂、同邑水云懒生参订”四行。附嘉庆十三年刻本、阮元《天一阁书目》后。
此目前列钱大听序，碑目周一种，秦二种，汉二十九种，魏三种，吴三种，晋二种，梁二种，北魏六种，北齐四种，后周二种，隋五种，唐一百四十四种，后唐一种，后晋二种，周二种，宋二百二十种，金四十一种，元二百五十六种，无时代二种。续增碑目夏一种，周二种，汉九种，魏一种，北齐一种，梁一种，唐四十三种，宋二十三种，金三种，元十六种，凡八百三十种。因明碑时代较近不录，复本亦未著录。卷面刻有文选朱文长方印、阮元伯元父印朱文方印。
（1）明清帖石收藏概况
在中国古代帝王和私人收藏中，书籍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对手画、碑帖、古器物等也从未忽视过。纵观历代著名的收藏家，其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并不亚于近现代县、市立图书馆或博物馆之藏皮。这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显著特点。天一阁也不例外，除藏有大量碑帖外，也收藏有一批明清帖石。
天一阁主人范钦遗留下来的明代丛帖刻石有《天一阁帖》十一种，共存二十六方，除几分残损外，剥蚀不多，字体清晰，保存了明代书法家文征明、丰坊、薛晨、薛选等人的法书及范钦自己的题跋工通。在《天一阁帖》、《万卷楼帖》、《义瑞堂帖》中，丰坊书写的共有十二种，这首先是因为范钦与丰坊关系密切，范钦自己的《天一阁帖》中，就有他摹刻上石的丰坊手书，如《底柱行》；其次是丰坊晚年将《万卷楼帖》售与范钦，中有丰坊临智永草书《千字文》及嘉靖五年临本《兰亭序》；三是丰坊乃岁时著名书法家，明代书法家薛晨摹刻的《义瑞堂帖》也收藏有丰坊书作，除尚存的以夕卜，还有已散佚的丰坊得意之作《书诀》。丰坊作品之外，丰坊自身重摹上石的《神龙兰亭》、文征明正书《薛文时甫墓志铭》也为世所重。
20世纪50年代后，天一阁续增有清代刻石《三忠遗墨》和《老易斋法帖》。《三忠遗墨》刻于嘉庆十九年，集明朝忠臣陈良谟和明末抗清将领钱肃乐、张苍水的信札和遗嘱。原件四札，藏天一阁范氏族人范峨亭家。范峨亭遗命其子付之贞石，并摹刻三人遗像于前。次年，周星周世绪题眉，嵌于鄞县旌忠庙殿后。共四方，1956年移藏天一阁。《老易斋法帖》共十种，为清初四家之一的大书法家、慈溪人姜英宸书，多其自撰诗文。姜宸英的书法为世所重，曾刻入《湖海阁藏帖》、《国朝名人小楷》、《寄崂园法帖》、《望云楼集帖》、《天香楼续帖》等法帖之中。《老易斋法帖》是其搜罗最多的一部单帖，钱大昕、梁同书、胡绍曾、钱维乔、王曰升等人均有题跋，称其书法得力于晋摩大家，痛扫图熟一派，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更有一种清俊拔俗之气。
（2）各家帖石考录
天一阁帖八种附三种
明范钦模刻
1.（1）郑筠《拜问嫂嫂宜人帖》
首有“浦江旌表孝义郑氏“朱文氏方印，末有“范氏尧卿”朱文方印。
（2）陆良《上厚斋舅氏诗帖》，石一。
有“陆良”白文方印、“元性”朱文方印、“丰氏人季”白文长方印，背刻《大士像》、《普门品》。
2.（1）丰坊写《大士像》
（2）丰坊正书《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石一。
二有南京史部主事丰坊谨写，有“存叔”白文长方印。
3.（1）丰坊正书《大悲叽》
末有“人翁”朱文方印。
（2）《大慧礼拜观音文》，石一。
末有“丰氏人叔”朱文方印。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移嵌壁中。
4.丰坊《古篆序论》
末有“缙云”朱文园印、“丰氏人季”白文方印、“南禺外史”朱文方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文圆印、“哲阳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万历壬午阳月望东明范钦题跋，石一。末有“天一阁”朱文长方印、“范氏安卿”朱文方印、“古司马氏”朱文方印。吴应祯镌。民国二十三年嵌壁。
5.丰道生草书《底柱行》，石四。
正背面刻。廿三年甲辰之岁七月甲子赐进士出身、天官尚书郎南禹外史丰道生顿首上。有“人翁”朱文葫芦形印、“碧玉堂下吏”白文方印、“哲阳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末有方印古篆不可辨。万历庚辰冬十月九日东明范钦题跋。有“司马之章”白文方印。
附：
1.《重模泰山石刻》，二十九字，石一。
清张燕昌据阁藏本钩摹上石，乾隆丁未钱大昕题跋行书三行。石漫漶。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嵌壁。
2.《天一阁图》，石一。
光绪壬午四月祝永清绘，会稽孙德祖彦清识，民国二十四年袁灾抚，冯贞群题，李良栋刻。嵌壁。
3.《天一阁南亭地图》，石一。
民国廿四年七月袁灾绩，周埜题并刻。嵌壁。
万卷楼帖三种
明丰坊模刻
1.神龙本《兰亭集序》，石一。
首尾有“神龙”朱文长方半印二，“唐模兰亭”四字、“洗玉池”白文长圆印，其余大小三十五印不详载。末有“长乐许将熙宁丙辰孟冬开封府西斋阅”两行十六字。有翁方纲《神龙兰亭诗跋》版刻一，题为“嘉庆癸酉秋八月朔北平翁方纲时年八十有一”。有“草溪”白文方印。
神龙本《兰亭集序》
2.丰坊临《兰亭集序》，石一。
嘉靖五年八月十日丰坊临。有“丰坊印”白文方印、“存礼”朱文方印，前有“长方楼”印。石漫漶，字不可辨。道生原名坊。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将此石嵌阁前壁中。
3.丰道生草书《千字文》，石四。
正背面刻，凡七面。嘉靖廿三年岁次甲辰三月三日南禺外史道生题于双溪之芙蓉浦墨梅轩中。有“丰氏人翁”白文方印，又古篆长方印一及首二印石漫漶，字不可识。末有正书跋，存二行半，石断缺，不知出谁氏笔。石中断缺六行。
案：全祖望曰：“丰氏石刻有为世间所绝无者，如唐秘监贺公章草《孝经》、《千字文》是也。“而今不可见，是万卷楼石归范氏非全豹也。
义瑞堂帖存十一种
明薛晨模刻
背刻丰道生《改生字之义辨》。
2.文徵明正书《薛文时甫墓志铭》石一。
吴鼒刻。
3.丰道生草书《改生字之义辨》，存十五行，石半段。
嘉靖三十六年七月望日南禺病史道生对金峨紫翠书于见白楼。有“南禹外史”朱文方印、“天官考功大夫印”朱文长方印，末一印古篆不可识。石缺前半段。
4.丰道生行书《与霞川文学契家启》二通，石半段。
有“南禺外史”朱文方印二。石缺下半段。
5.丰道生行书《与霞川先生启》，石半段。
刻前石之背，字漫漶。
6.丰道生行书《送子㫅游吴》、《子旃西游濒行漫书以赠诗启》，石一。有“渔湖丹室”朱文长方印、“越”朱文园印、“南禺外史”朱文方印、“哲阳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
7.丰道生行书《与子旃即元契家启》，存十行，石半段。
背刻薛晨正书《千字文》。有“南禺外史”朱文方印，缺后段。(www.xing528.com)
8.薛晨正书《千字文》，存末十二行半，石半段。
嘉靖丁巳九月之望薛晨寓姑苏识，有“子熙”朱文连方印。缺前段。
9.薛晨草书《千字文》，石二。
正背面刻，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仲冬廿有二日四明霞川薛晨书。有“东浙”朱文葫芦形印、“薛展印”朱文方印、“薛氏子熙”白文方印、“河东世家”朱文方印、“义瑞堂印”白文方印。吴门吴鼒刻，长洲文征明、吴下王谷祥、吴人许初隆、池山樵、彭年、武丘、陆师道题跋。
10.薛选草书《千字文》，石一半。
正背面刻，凡三面。癸亥中秋日四明薛选漫书。有“薛选印”白文方印、“直甫”朱文方印。吴门吴鼒刻。
11.薛选正书《李攀龙游太华山记》，石一。
刻薛选草书《千字文》之背。四明后学薛选书，吴应祈刻。石首漫漶四五行。
案薛冈《天爵堂文集》云：“余家所刻《笔决》是丰考功最得意笔诸则阳家兄，后为庐氏得，磨去帖尾薛氏家藏印，石残剥殆尽而售诸沈云将符卿。据此则义瑞堂尚有丰南禺《笔决》一种，范氏所藏盖非全本。
甬上三忠遗墨四种
题“同里后学周世绪谨书”隶书八字于首，清嘉庆十九年八月上石，在钱张二公祠后嵌壁。
1.《陈恭洁公平安家信二十七》。
陈良谟书。家信凡五十一行，首有陈良谟像。
2.又《遗嘱》。
陈良谟书。遗嘱凡二十三行。
3.《钱忠节公与水功社长兄札》。
钱肃乐书。札凡十二行，首有钱肃乐像，黄定文跋，谓此札作于太仓内召后，尚在崇祯盛时。
4.《张忠烈与林西明札》。
张煌言书。后附嘉庆甲戊促秋黄定文跋。札凡二十四行，首有张煌言像，黄定文跋，谓忠烈札无所寄。姓名考之《续耆旧集》，当是与林西明岳隆者。
老易斋法帖，共十种。
姜宸英书，多其自撰诗文。
1.《饮汤编修同用退之赠张秘书韵》，行草。
3.《西兴登舟次日渡曹娥江纪行》，行草。
4.《都中酬赠诸诗》，行书、草书。
5.《临二王杂帖》，草书。
6.《赵进士诗集序》，楷书。
7.《白燕栖诗集序》，楷书。
8.《与三弟家书二通》，行书。
9.《皇清储赠故太学生殿侯谢君墓志铭》，楷书。
10.《书万言撰谢天愚诗稿序》，楷书。
（3）天一阁神龙本《兰亭集序》
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有三大极品，乃《兰亭序》、《文心雕龙》、《红楼梦》，理由一是后人永难企及，更不要说超过；二是三者皆有研究上的“多谜性”：异说多、争议多、难解多、麻烦多，千百家下工夫多。如此讲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兰亭序》是怎么回事呢？与天一阁又有何关系？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巳日，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生流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盛会，流觞曲水，饮酒赋诗，合为一集，五十一岁的王羲之于酒酣之时，用蚕茧纸、鼠须笔趁兴疾书，为之作序，称《兰亭集序》，后省“集”字，成为《兰亭序》。序本指文章，但因字出于书圣，又写得特别好，遂成书法绝品，又是称之为《兰亭帖》，雅称《禊帖》。全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势纵横，变化无穷，如有神助，充分体现出起伏多变、节奏感强、形态多姿、点画相应等特点。在章法（布白）、结构、用笔上都达到了行书艺术的高峰，体现出晋人萧散自然的风致，无愧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
《兰亭序》的传奇性与珍奇性合二为一，并可分为三部曲：一是“赚兰亭”；二是玉匣殉葬昭陵；三是桓温之乱破基与后世千翻万刻的临摹本与石刻本。唐太宗李世民是个“王右军迷”，他搜遍了六朝幸遗的右军书迹，还不满足，只缺《兰亭》一序。此件真迹传至羲之七代孙智永，智永传之弟子辨才，唐太宗百计求索而不可得，派御史萧翼从辨才处赚得。这个传奇故事异常风雅有奇趣，古人还写过《赚兰亭》的剧本。太宗以计赚取兰亭后，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及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临摹，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太宗死，以《兰亭》真迹殉葬昭陵，以一己之好而使永闭于世。史书又传闻，桓温之乱，昭陵已破，宝物散在人间，玉匣亦落风尘。遂失踪迹。于是摹本、翻摹本、石刻摹字本、名家临仿本，纷然竞出，各称独得真形秘相，收藏者竟有百种以至数百种各不相同之本者。
天一阁藏《兰亭序》帖石，世称《神龙兰亭》、《洗玉池兰亭》、《天一阁兰亭》。前两者因有“神龙”、“洗玉池”两印而得名，后者因藏于天一阁而得名。原为明代大藏书家丰坊万卷楼之物，由丰坊重模上石，后归范钦天一阁。此帖有宋许将题字，翁方纲诗跋，印三十九方。翁方纲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鉴定此帖为唐褚遂良临兰序真迹，认为“四明天一阁兰亭，海内褚临本之冠”，并题跋作诗，诗云：“唐临绢本极纷拿，始信朱铅态莫加。漫执神龙凭诸印，不虚乌镇说文嘉。书楼带草盟兰渚，玉版晴虹起墨花。今日四明传拓出，压低三米鉴藏家。”《天一阁兰亭》经翁方纲鉴定后，享誉士林。所谓“神龙兰亭，天一阁范氏藏石，经翁簟溪方纲激赏，称为神龙佳本，自是海内同声”是也。然而也有人敢于向权威挑战。嘉道年间的藏书家、金石家、曾任宁波府学教授达十年之久的冯登府和近代沪上知名收藏家、篆刻家秦彦冲均认为《天一阁兰亭》并非唐褚遂良临本真迹，乃是丰坊伪造。孰是孰非，是可争论，但目前学界谨以“翁说“为主流。另启功先生有《〈兰亭帖〉考》，就《兰亭序》的版本问题论述得极为详细精到，读者自可参考。
（4）原藏碑拓善本
北宋拓本《石鼓文》
石鼓出土时间现在未可确知，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天兴县”条下记载：“石鼓文在县南十里许……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记其事。”可见它在唐代初年已经出土。中唐时期著名文人韦应物、韩愈分别作《石鼓歌》以宣传，使它名声大振。唐贞元年间，郑余庆将石鼓移至凤翔夫子庙中。五代时战乱频繁，散佚民间。北宋时司马池设法收回九件，重置凤翔府中。皇祐四年，向传师访归一件，方配齐。大观年间移入汴梁，先入国子辟雍，再入保和殿。金人破国，移至燕京。此后除抗战时运往西南外，一直藏于北京，现存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自出土后即有传拓。由于历代捶拓，兼以风化，今日石鼓文字已残泐严重，第八鼓已无文字可寻。据统计，现十鼓仅存272字（原共有700余字）。所以欲了解石鼓文原貌，必须依靠较早的拓本。至清代乾嘉年间，唐拓已不存，原最完善的明代安国所藏宋拓本三种因售于日人而下落不明。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成为最佳传本，被金石学家“视为瑰奇之物”。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过目，并有“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传师跋”的记载。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以为“天一阁石鼓文，乃北宋本，吴兴沈仲说家物，而彭城钱逵，以薛氏释音附之者也。钱氏篆文甚工，后归赵子昂松雪斋。明中叶归鄞丰氏，继归范氏。苍然六百年，未入燕京时拓本也。”阮元也盛加赞赏：“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为最古。”冯桂芬题范氏天一阁石鼓文则日：“诸家石鼓文，扬升庵不足论；自余各本，以天一阁为最。”
天一阁藏宋拓《石鼓文》重模上石，首推海盐张燕昌。据钱大听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天一阁碑目》所作的序中写道：“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芭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八世孙苇舟（亦懋敏）耽嗜书法，三人者晨夕过从。”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摹勒石于海盐。但阮元认为：“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于是在他第二次登阁时，即“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重模上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嘉庆十一年阮元因丁父优闲居扬州，受扬州太守伊秉绶之嘱，又重刻天一阁宋拓石鼓文10石，置扬州府学。
《石鼓文》
伊秉绶《扬州府学重刻石鼓文跋》记其事：“岐阳石鼓文，惟宁波天一阁所藏北宋拓较今本完好之字多，阮中丞芸台先生视学浙江时曾刻置杭州府学，今重摹十石，置之扬州府学。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阮摹拓本也广为流传。后天一阁藏北宋拓本不知所终，张燕昌所摹之石毁于道光二年（1822）的火药局爆炸事故中，杭州府学、扬州府学竟成遗迹，石也不存。所幸阮元上石后的拓本尚存，今天一阁即有，欲知宋拓情只好有求于它了。这也是阮元对天一阁的一大贡献，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秦封泰山碑》
秦始皇东巡至泰山，群臣请立石颂其功德。相传为李斯所书。宋刘《泰山秦篆谱》云，石四面广狭不等，凡二十二行，行十二字，起自西面。而北，而南，而东，末行“制日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前十二行是始皇辞，后十行是二世辞。共二百二十三字，可读者百四十有六。宋欧阳修等所得皆四十余字，仅向南之面。明杨文贞公所藏为四十六字本，亦为宋拓之向南面本。以上为各家记载，并未见其原拓，只有明华中甫、安桂坡递藏之一百六十六字本，实为泰山石刻之冠，此本为四面，每面均有安国篆书题字。第一面三十六字，第二面二十六字，第三面四十七字，第四面“制日可”及重文五十七字，共一百六十六字，安国题签，后有安国题跋三，今录其一如下。“昔日得朱才甫之五十余字本，鉴赏家以为罕见。此一百六十六字本为真赏斋主中甫表弟闻属舜臣，在颖上寓公李介人，具币求易，居然得请以归”。又有“桂坡鉴赏”、“旭庭眼福”、“舜臣”、“邃庵”、“成之印”、“沈梧”、“安国赏”、“十鼓斋”、“第一希有”、“东沙居士”、“冰壑”等印。
朝鲜金阮堂藏一本，清晰者为四十五字，漫漶者八字，共五十三字。此本较安国早藏之五十余字，不但有八字漫漶，其他四十五字也较瘦细，可能是元拓之另一残本，现将其全文录于下：“远黎登兹泰山周口口功口治道运口诸著名陲于后世顺丞勿革皇帝躬听既平天下设长利专口口口训经宣口远近毕理咸丞口”。
明拓本仅廿九字，后刻北平许氏跋二行。旧置碧霞祠，乾隆五年祠火石失。嘉庆二十年再访得，已为二石，所存十字。访后初拓“斯”字其旁下横笔可见，笔道较近拓稍肥。置山顶东岳庙西室，因倾倒，又移山下道院壁间十字本有翻刻本。原石“去”字竖笔两旁各有较小之半圆圈刻则无。
天一阁藏本相传为宋拓本，但所剩仅二十九字，或为明初所拓。乾隆五十二年编《天一阁碑目》时，张燕昌钩摹上石。冯登府日：“泰山秦刻世无石本，宋庆历间江陵几宋莒公曾翻刻，亦少流传。……今阅《天一阁碑目》有此种，暇日至阁，遍查不得。”可知原本此时已散出。摹本于1934年嵌入阁前围墙之上，因石质较粗，今已剥蚀。
《西岳华山碑》
隶书，为杜迁市石，书佐郭香察书，刻者颖上邯郸公修。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阴文六字，为“西岳华山庙碑”。额左右刻唐大和三年至四年（829、830）李商卿、张嗣庆、崔知白、李德裕等题名，李德裕、崔知白各题两段。下有宋元丰年题字。原碑为延熹八年（165）四月建，在陕西华阴县华岳庙内。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碑毁，以后该庙所存为重刻，现重刻亦毁。
此碑在唐代已被重视，当有其拓本，惜未流传下来。碑在宋代早期所沿完整，到晚期此碑中之右损泐百余字。至明嘉靖年地震毁而不存。所存之拓本亦稀，据所知者为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以及李文田之祁本马氏半本，即一般所言三本半。
长垣本为较完整之一本，亦为真正宋拓本，是明代长垣（商丘）王文荪所藏，王铎跋之，上款为文老亲翁，时在天启五年（1625），清康熙年归本县宋荦，乾隆年归本县陈伯恭，嘉庆年归成亲王，道光年归刘喜海，以后归宗湘文，不数年归端方所有，民国初年其子售于日本人。题跋、观款有王铎、朱彝尊、宋苹、万经、翁方纲、成亲王、陈崇本、王戬、卓秉恬、铁保、阮元、英和、何绍基、吴荣光、黄钺、杨振麟、僧达受、杨尚文、吴云、赵烈文、沈旭庭、吴让之等。
华阴本又称关中本，较长垣本晚，为元、明间所拓，拓之较精。原为明万历间陕西东云驹、云雏兄弟家藏，后归华州郭宗昌，郭在天启年命史明等重装裱，作红木匣盛之，匣上刻郭宗昌等十余人跋。清初为华阴王弘撰所得，戒子孙不得乞人跨尾。康熙年归淮安张力臣，以及扬州周仪确斋。乾隆年归凌如焕、黄星槎、朱筠等递藏。嘉庆年仍为朱氏子锡庚守之。道光年归梁章钜。同治年李文田在梁敬叔家得见。光绪年归端方收藏。民国以后归吴乃琛，现藏故宫博物院。题跋和观款有郭宗昌、孟鼐、朱仲宗、梁尔升、王涛、南居益、南居仁、韩霖、孙国数、王铎、钱谦益、王焯、王弘撰、王弘嘉、沈荃、黄文莲、黄钺、陆耀、钱大昕、李因笃、朱筠、朱锡庚、阮元、梁臣林等。
四明本即天一阁本，较前两本晚，是明中期拓本，是整张挂幅，故碑额两旁之李德裕、崔知白、张嗣庆、李商卿、崔瑨、王式等跋皆存。此幅在明代先归四明丰坊万卷楼，后归范氏天一阁，清初归邺县全祖望。乾隆年归钱东璧，嘉庆年由钱氏抵押给印氏，十三年归阮元所藏。在阮氏前是单张，后由阮氏始裱为挂幅。道光年归云翁所藏，光绪初年归完颜犊山，三十三年归端方，民国初年为潘复所得，后售于上海某人。闻以后某君曾携至香港。1975年冬已归故宫。题跋有翁方纲、桂芳、阮元、成亲王、陈崇本、严可均、何绍基、张穆、李文田、吴式芬、李葆恂、张謇、陈宝琛等。观款有马履泰、张问陶、陈寿祺、蔡之定等。
此三本的早晚，以其存多寡言之，长垣本为第一，华阴本为第二，四明本为第三。四明本为整张，能看其碑的全貌，以及唐宋之刻跋，是此本之长处。自此本归阮元后，阮氏定为第二，其第二跋云“十五年冬十月，朱锡庚归自山西，相约会于南城龙泉寺，各携山史、四明二本，校读竟日，二本盖同时所拓也。”看法有所不同。《文物》1961年第八期《谈华山碑三本之宋拓》，对三本文字之脱泐有详细的比较，读者诸君若有兴趣，自可借来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
《酸枣令刘熊碑》
隶书，现存之拓本已断为二石，上一石为十五行半，行五、六字至十一、字不等。此碑在宋代已见于《集古录》、《金石录》，《隶释》也详录其文，据其所记，碑在宋代完整，只有数字残缺，在南宋初尚未断而又无大损。惜此未断本未流传下来。现存者为刘铁云和范氏天一阁所藏之二本。以前均称宋拓，实则明早期拓本。刘铁云藏本后归端陶斋及衡水，今藏历史博物馆。天一阁本，有其后人范懋政题签，时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新中国成立初在上海发现，现藏故宫博物院。此两本皆为断为二石时拓本，可证明称其为宋拓之误，但拓时石尚存。后下半石佚，此二本的价值自然不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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