嫏嬛福地天一阁的藏书特色：地方志和科举录

从流传下来的天一阁书目及各家所记天一阁藏书之精华，有五个特点：一、孤本多，如《周易要义》、《论语笔解》、《经义贯通》、《铜人针灸经》等；二、抄本多，天一阁影宋影元的精抄本有好几百种，为历来藏书家抄本之最；三、精校本多，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堂书钞》等可与他本印证之书；四、明代文献多，尤以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有名；五、金石碑刻多，以宋拓石鼓文最有名。此五特点，当为天一阁藏书未大量流失前之特点。随着阁书从7万卷减至1万3千卷，以及人们对于史部类书的重视，天一阁的藏书特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地方志和科举录成了天一阁遗存书中的双璧，以至于我们今天言天一阁藏书，必日地方志和科举录。

地方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瑰宝，也是世界文献中独特的著作。编纂地方志，如果从它的渊源即《禹贡》、《山海经》等著作算起，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可说是源远流长，而且是代代相传的。据统计，我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现存八千五百多种，近十一万卷，占了我国整个古籍的十分之一，为正史《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余卷的三十倍，这是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重大财富。

浙东素称“方志之乡”，方志编纂的时间早，数量多，质量好。“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自从《越绝书》问世以后，从汉魏至隋唐，浙江地方史志的编纂一直受到重视，成为浙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宋代，浙江的地方史志的编纂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仅志书门类齐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而且数量也居全国之最，使浙江方志的编纂跃入先进之林，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南宋时期浙江志书流传至今的尚有17种，而全国宋元志书流传到现在的，约有40种，其中南宋有28种，可见南宋浙江修志之盛。而这17种中，较著名的《会稽二志》及《剡录》、《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及其《续志》、《嘉定赤城志》和《菌谱》均属反映浙东各地的地方志，也可见南宋浙东各地修志情况之一斑。而浙东的藏书家，也由此养成了搜集、整理、收藏地方志的优良传统。

到了明朝，方志更引起朝廷的重视，大为盛行。洪武、永乐、正统、景德间，朝廷遣使，文移天下修志，进文渊阁。永乐十年（1412）为修《一统志》，颁降《修志凡例十六则》。永乐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同年又颁降《修志凡例》，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五类。这些条例是宋元以来纂修方志的经验成果。以后明清两朝方志项目虽或有增损，而大致不出此二十五类范围，成为方志的定型。所以这两次颁降条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嘉靖初年又诏郡县修志。因为政府的提倡，所以各省府县都大力奉行，方志如雨后春笋，在史部中由附庸至蔚为大国，不特省有省志，各府、州、县，以至一乡、一镇，多有专书。方志又是连续性出版物，同一府、州、县往往一修再修以至于三四修，不特于内地，边远如辽东、琼州、云南亦各有志。

方志通称官书，动用地方公款，聘请当地名儒纂辑，间有出于地方官的手笔。志书有的多至一百余册，也有薄薄一本的。明方志均为木刻，只有正德《东光县志》是铜活字本，已佚。

明代方志，《明史艺文志》著录约三百四十种，黄氏《千顷堂书目》则有一千五百种。清乾隆间杭州赵昱（谷林）小山堂藏书甲一部，有明以前地志已及千种。现国内尚存九百余种，以嘉靖、万历各三百余种为最多，弘治、正德、崇祯各五六十种次之，隆庆、天启各二三十种又次之，成化志约十余种，成化以前的已极少见。北京图书馆藏有三百余种，天一阁原藏四百余种，现存二百七八十种，多为嘉靖本。余散在各省市及美国、日本图书馆。

天一阁收藏的明代地方志

范钦受南宋以来浙东藏书家的影响，也继承了收藏地方志，尤其是明代当代地方志的习惯。天一阁原藏明代方志400余种，现存271种，其中164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台湾公藏方志目录》中为仅见之本，可称为海内孤本。这批明代方志，纂修于嘉靖年间的有185种，约占总数的70%，修于嘉靖以前的有55种，修于嘉靖以后的31种。由于明代以前方志多已失传，阁藏明代方志中有172种已成为各地纂修的方志中现存最早的志书。我馆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代地方志考录》，述之颇详，可资参考。

方志因为记录了一方的大事、地理山川、天文气象、动植矿产、经济政治、文化、人物传记及调查统计资料，可说是地方的百科全书，是研究我国社会科学、科技资料的宝库。古时地方官下车伊始，即索阅方志，以了解当地情况，作为施政参考。近年来，全国普查矿产、地震、天文气象资料，亦无不以方志为首要依据。过去帝国主义者为掠夺中国财富，调查各地社会情况，在北京等地大量抢购方志，因此有的方志在国内已失传，而在日本、美国图书馆却可找到。

天一阁明代地方志保存状况完好。虽经历了四百多年，但大部分仍然笔墨精湛，触手如新，一般作包背装，也有蝴蝶装和线装的，保持着明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展卷悦目，令人爱不释手。为了便于地方志“古为今用”，前天一阁领导英明决策，先后于1961—1965年首次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107种，1989年开始，又陆续影印出版该书续编109种。这批珍贵文献在新中国的首次方志纂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口寸也使天一阁馆藏的明代方志的原始载体得到很好的保护，一举两得。(www.xing528.com)

天一阁遗存书中的第二大特藏为科举录。诚如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丛谈》中所言，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开科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现存明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里，所以，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不能不说是天一阁的一大功劳。

明朝凡能做好八股文的，就可考中秀才、举人、进士，故士子梦寐以求者为中举、登进士第。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状元及第（殿试头名），更为无上光荣，而连中三元，尤其罕见，宋朝凡三人，明朝只有浙江淳安商辂一人。其实历代状元多徒有空名，明朝状元中比较有学问的只有杨慎、焦阂等数人。世人多知余姚王守仁（阳明），而其父状元王华反默默无闻。然明清重进士出身，视为正途，其飞黄腾达为卿相者，多属此辈。明初状元江西人不少，后多为江浙人，据统计，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371—1616），此240余年间，会元三及第共有240人，其中南直隶（江苏、安徽）占66人，浙江、江西各38人，福州31人，北方只有29人。清朝中三鼎甲者也以江苏、浙江为最多，乾隆帝曾说：“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确系事实。嘉靖初进士每科约取三四百名，登第者不但在北京国子监立进士题名碑（历科石碑今均存于北京国子监），又由礼部刊行《登科录》。

宋朝已有《登科录》。登科录是记载进士的名册，一称《进士履历便览》，或称《进士同年序齿录》，又称《进士同年便览录》，相当于近代学校的毕业《同学录》。内容有殿试一甲、二甲、三甲全部约数百名进士的名单，每人名下注明籍贯、字号、排行、生年月日、年岁，曾祖、祖父母、兄弟的名字、简历及娶某氏。进士的生日与三代脚色，是正史、方志上找不到的。其中又附载考试题目及状元、榜眼对策原文。

《会试录》刊载每逢辰、戌、丑、未年全国举人赴京礼部（相当于今教育部）会试中式的举人名单。每科二百余或三百余名，第一名俗称会元。该书也由礼部刊行。

元朝已有《江浙行省乡闱纪录》的刊行（至正十九年）。明朝《乡试录》由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及十三省刊行，录三场题目及考试官、弥封官、搜检官等职事官名。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省秀才两三千人甚至万人赴省城应试，有一定中式名额，如浙江、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各约九十名，第一名即为解元。

《武举录》由兵部刊布，《武举乡试录》由各省刊行。然明清两朝重文轻武，武举人、武状元不如文者受重视。

天一阁收藏的明代科举录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下诏开科取士以来，迄明末共开八十八科（洪武六年至十六年，为杜虚应试，曾停开科举十年）。明代距今相对较远，故科举录之传世者视宋两朝为多。范氏天一阁藏有洪武四年至崇祯十三年登科录51种，会试录38种，各地乡试录较多，约280种，共390余种，多为成化以后的。又有武举录11种，武举乡试录8种，均为嘉庆、隆庆、万历本。其他地方的收藏情况，有目录可稽者如下：北京图书馆藏明代登科录15种，会试录7种，乡试录38种；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共23种；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30种；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今国立中央图书馆代藏者36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3种。其他地方或偶有零星所藏。今国内藏此类书以天一阁为首屈一指，其所藏370余种，其中90%以上为孤本。其实天一阁所藏科举录在明代即已有名。明无锡人俞宪编《皇明进士登科考》十二卷，其序说：“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辗转乞假，果得补全。”

科举录在当时只为政府之人事档案，不为人所重视。及至近代，以其详载一人之家世，且为最原始之资料，每以之为考订传记之资，日益受到重视。惟至今尚未被人充分利用，实属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