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来，我国出版事业发达，图书浩如烟海，任何一位藏书家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收集一切图书加以典藏。人们在收集图书的时候，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执行着一定的标准，都具有选择性。一般而言，收藏图书以适用为最基本的标准，而适用则以目的为旨归。私人藏书，由于收藏的目的彼此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搜集图书的标准也相当复杂。一般士子都视参加科举博取功名为正途，藏书重在正经正史；一些知识分子不以功名为意，而以读书、治学、写作为乐，他们收集图书的标准往往突破（主流）传统观念，或兼综四部，或各有专藏，而这恰恰是私家藏书的特点与价值所在；有的藏书家则偏重收集某类图书，形成专藏，如文学作品、地方志、乡邦文献，往往成为专藏的对象；有的则根据读书治学的需要来收集，还有的侧重形式，如宋元善本，也有以纸张为收藏标准的，不一而论。
范钦作为科举出身的一名官僚，走的也是广大士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不可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去建立他的理想藏书王国。范钦是一位兼容并蓄、兼综四部而又有专藏的藏书家。作为由近百年以来的明朝法律和程朱理学的道德观念所培养出来的，对大明帝国忠心耿耿的一名官僚，范钦也是收藏正经正史的。孙庆云《藏书纪要》云：“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枇，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所以书集首重经史，其次子集。”叶德辉《藏书十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范钦岂能免俗，他也“喜收说经诸书”。从这一点上讲，说范钦是现实主义的藏书家，也许更为客观。在民国以前的有关天一阁的藏书目录中，这种情况是有明显反映的。
当然，范钦现实主义藏书观的另一表现，是他对于明朝当代文献资料的重视，这也是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除了成规模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外，尚有许多明代史料，如《国子监监规》、《军令》、《营规》、《大阅录》和时人的传记、诗文集等。地方志和科举录，向不被人重视。史学大师黄宗羲在清初为《天一阁编目》时，把地方志与类书、时人之集、三式之书一样看待，没有把它编入书目。而科举录，至薛福成在光绪十年（1884）主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也弃置不录。地方志和科举录价值的凸显，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方面是由于天一阁正经正史的大量散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内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保存的稀见，加之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的大力推崇，认为“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部”，藏书家冯孟颛专为地方志和科举录编简目，使天一阁藏的地方志、科举录声名大振。(www.xing528.com)
近代以来天一阁收藏地方志和科举录的声誉日隆，使人们误以为范钦独重情于此，其实不然。如前所述，范钦收藏正经正史外，他也收藏有许多善本，如各种宋元刻本和明铜活字本，均弥足珍贵，他还收藏“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的碑帖。因此，对于范钦的收藏观，我们要历史地看，科学地看，不能只从遗存的1万余卷天一阁原藏书中去看，把范钦的藏书简单化了。
《天一科简目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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