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钦的人生抉择：从进士到藏书家

范钦性喜藏书，在他中进士前即已开始书籍的搜寻工作。据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著文所言，范钦的藏书活动始于嘉靖九年（1530）。但他宦游四处，政务繁忙，虽然图书的搜集工作一直在进行，但图书的措理却从未好好进行过。范钦辞官归家，为他在藏书方面的继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如前所述，范钦的辞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廷腐败、奸臣当道，国家内乱外患不绝，使得正直的士人难以容身。在明朝正德以前，由明朝法律和程朱理学的道德观念所培养起来的士人群体，凭借他们的良心、社会责任感，大多数都是“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的，为大明帝国辛勤地工作着。然自进入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时期，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其心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风尚、哲学思想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就政治局势而言，正嘉时期，朝政进一步败坏，而且有越来越糟趋势。而对士风的变化、对士人心态造成很大影响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武宗即位并重用宦官刘瑾、马永成等八人，时称“八党”或“八虎”，大臣们欲除去“八党”，最后失败，导致“八党”疯狂报复，其肆意凌辱官员，动辄对大臣廷杖、除名、下诏狱，使士人群体忠君爱国、以名节自励的士气大受挫伤。第二件事为正德后期的“南巡风波”。其时刘瑾虽然被诛，但武宗对奸佞的宠幸不衰，且玩乐无度，对自己毫不检点和约束，恣意妄为。皇帝放纵自己，行为荒唐，有损皇帝的尊严和国家的形象，引起群臣们的不安。当正德十五年（1519）武宗下诏准备南巡时，群臣们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来阻止这次巡行，轮番上疏劝谏，表现了对帝国的一片忠诚。但他们或被罚跪，或被廷杖，或被贬谪，或被夺俸，或被除名，或被戍边，其中被廷杖至死的达十四人。这是对以忠君、爱国、克己、爱民为己任的士人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第三件事便是嘉靖世宗皇帝的严苛和暴虐。他“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臣子们一有过失就被拷掠、被罢免，而有功之官员也是“功高赏薄，起蹶靡常”。同时他又重用像严嵩这样的柔媚、奸佞之徒，使之专掌国政二十年。这三件事，对士人群体而言，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打击和摧残实在太大了。拳拳忠心，换来的是残酷的刑罚，哪还会有多少人再做愚忠的臣子呢？带着悲哀乃至悲凉的情绪，带着对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的思索和苦闷，带着对世俗生活的热望和渴求，不知不觉中士人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人生理想都发生了变化。以天下为己任、维护大一统政权，不再是全体士人的基本人生理想和立身之本，士人们忠君爱国的观念逐渐淡薄，开始走向自我体认。

正嘉以后，士人们从热衷功名到有人绝意仕进、有人弃官不就、有人不应科举，并出现了许多名士、狂士、山人和隐士。他们或任情放纵，以诗酒、声色自娱；或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境界，怡情于山水之中；或力求生命价值的延续和超越，求仙和狂禅，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人生。(www.xing528.com)

这时的士人们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仅就宁波城里而言，这样的官员很多，其各有各的不同选择。有像徐渭一样的得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书法家、藏书家丰坊，有纵情于诗酒、寄情于山水的文学家屠隆，也有居于家乡与范钦一起“投闲啸咏”的张时徹、屠大山。但范钦的选择更理智、更健康、更有益，他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文学创作上，而是投入到访书、理书中去，从而成就了一位伟大的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