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 的爆发流行暴露了我国疾病预防工作的缺陷：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把疾病预防控制作为卫生工作的最基本的职能和最重要的任务，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不明、功能不强、素质不高、设施落后，相当多的机构和人员没有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疾病预防控制上；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支出中财政拨款比重也不断下降等。[1]
正因如此，2003年5月7日紧急颁布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将 “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的方针，[2]并规定了国家建立统一的预防控制体系、监测与预警等具体的预防制度。[3]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5月15日贯彻实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座谈会上，也明确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从中央到省地县都要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改善疾病监控设施和手段，开展疾病科学研究，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全面提高预防监控水平。[4]
“非典” 所反映的疾病预防工作问题，也是我国重大突发事件预防制度缺失的典型缩影。据统计，2004年，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了4550 亿元。[5]2004年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制定，将 “居安思危，预防为主” 确立为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工作原则，并要求 “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6]此后，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将 “做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防范工作” 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明确要求开展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隐患的普查和监控，促进各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7]华建敏在第二次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更是强调必须坚持 “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并明确 “预防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是应急管理的内在要求”。[8](www.xing528.com)
应急管理实践对预防工作的重视，必然要求 《突发事件应对法》 对此予以关注。2005年2月28日，汪永清在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 《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时便建议，在制定有关紧急状态的法律时，把突发事件的预防和控制放在突出位置。[9]因此，2006年6月24日的 《突发事件应对法 （草案）》 将 “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将预防规定为一个重要环节；但该 《草案》 尚未将预防确立为应对工作的原则。随后，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和 《草案》 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预防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洋湖认为，“现在我们是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大灾害来了，拿多少钱都认可，但是搞预防就没有钱……灾害预防的钱也应进行预算，并打足预防所用资金。”[10]因此，在2007年6月2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在 “总则” 中增加原则性的规定，即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也被最终的立法所采纳。[1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