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明被放逐的现代社会，我们将更多的依赖交予科学。在政治生活中，它也愈来愈成为一种强大的合法化力量：一个决定只要以科学名义作出，便意味着它只是遵守了事物的本质，从而排除了质疑的空间。然而，对风险评估实践的实证性考察发现，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并不完全是科学的，在证据、知识匮乏，决策又有时间约束的情况下，政策考量、个人偏好都可能深刻地影响其科学性。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我们向科学寻求庇护的努力，可能反而成为阻碍思考的围墙，并最终破坏科学的权威。因此，当我们将命运的一部分交给科学家时，必须设计有效的制度确保他们至少是诚实的：诚实地将决定限定于能力范围内，诚实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诚实地展示自己判断的基础和可能的局限。
[1] 例如 《行政诉讼法》 要求具体行政行为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要求行政活动合法、合理等均要求政机关对其决策进行充分的解释。有关行政活动工具理性的理论阐述，可以参见Jerry L.Mashaw，“Small Things Like Reasons Are Put in a Jar：Reason and Legitim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Fordham Law Review，70 （2001），p.70.
[2] 《食品安全法》 第13条。
[3] 《食品安全法》 第13条。
[4]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成立第一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卫办监督函 〔2009〕 1019号）。
[5]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 （试行）》 第4条。
[6] 相关趋势研究可以参见Sheila Jasanoff，The Fifth Branch：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7] 关于知识与裁量的详细分析，可参见 Ted Greenwood，Knowledge and Discretion in Government Regulation，Praeger，1984.
[8] 参见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发言摘登 （二）》，来源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zt/2007-12/31/content 142454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7日。
[9] 《关于食品安全生产监测、评估和标准——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发言摘登 （三）》，来源于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zt/2008-09/17/content 145023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7日。
[10] Mark Eliot Shere,"The Myth of Meaningfu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Harv.Envtl.L.Rev.,19 (1995),p.409.
[11] 《食品安全法》 第16条。
[12] 《食品安全法》 第23条。
[13] 陈君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概述》，载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11年第1期。
[14] 《食品安全法》 第13条。
[15]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规定 （试行）》 第6条。
[16] 广义的风险管理既包括风险评估，又包括在评估基础上决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而狭义的风险管理只限于评估之后对风险在评估基础上决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
[17] See 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White Paper on Risk Governance-Toward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pp.40～44，http://www.irgc.org/IMG/pdf/IRGC_WP_No_1_Risk_Gov-ernance__reprinted_version.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7日。
[18] Harry J.Otway,Detlof von Winterfeldt,"Beyond Acceptable Risk:On the Social Acceptability ofTechnologies",PolicySciences,247 (1982),P.14,DOI:10.1007/BF00136399CumulativeAnnual.
[19] 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Managing the Process,1983,pp.151~153.
[20] 《关于食品安全生产监测、评估和标准——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发言摘登 （三）》，来源于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zt/2008-09/17/content 145023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7日。这样的意见在2007年12月27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草案时，也曾出现过。例如，金烈委员建议明确第2 章中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性质，它是个咨询机构、中介机构还是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职权的组织？如果当事人对风险评估结论有异议，有没有救济渠道？专家委员会能不能成为诉讼主体？如果对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有意见怎么办？参见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发言摘登（二）》，来源于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zt/2007-12/31/content 142454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7日。
[21] 参见国际组织可持续发展科学咨询调查分析委员会著，王冲等译：《知识与外交：联合国系统中的科学知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总序第3页。
[22] See John Darnton,"London Adamant as European Nations Ban British Beef",N.Y.TIMES,March 26,1996.
[23] Mary L.Lyndon,Risk Assessment,"Risk Communication and Legitimac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Colum.J.Envtl.L.,14 (1989),p.289.
[24] Barry Commoner,"The Hazards of Risk Assessment",Colum.J.Envtl.L.,14 (1989),p.365,378.
[25] Wendy E.Wagner,"The Science Charade in Toxic Risk Regulation",Colum.L.Rev.,95 (1995),p.1613.
[26] Howard Latin,"Good Science,Bad Regulation,and Toxic Risk Assessment",Yale J.on Reg.Yale,89 (1988),p.5.
[27] 金自宁编译：《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28]本部分部分内容发表于 《中外法学》 2014年第1期，纳入本书时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29] 滕晓春、滕卫平等：《碘摄入量增加对甲状腺疾病影响的五年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载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6年第6期。
[30] 单忠艳、滕卫平等：《碘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流行病学对比研究》，载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1年第2 期；关海霞、滕卫平、崔炳元等：《河北某水源性高碘地区成人甲状腺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载 《中华内科杂志》 2001年第9期。
[31] 关海霞、滕卫平等：《不同碘摄入量地区甲状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载 《中华医学杂志》 2001年第8期。
[32] 陈鸣、许十文、单崇山：《全民补碘下的甲状腺阴影》，载 《南都周刊》 2009年第26期。
[33] 钱明、王栋：《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载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2年第5期。
[34] 滕卫平：《对钱明、王栋医师 〈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一文的答复》，载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2年第5期。
[35] 符兆胤、张嘉越：《碘盐与碘致甲状腺疾病的现状》，载 《医学综述》 2009年第10期。
[36] 陈鸣、许十文、单崇山：《全民补碘下的甲状腺阴影》，载 《南都周刊》 2009年第26期。
[37] 崔俊生、倪劲松、孔庆扬、王静：《食盐加碘前后甲状腺恶性肿瘤检出率及组织学类型分析》，载 《吉林大学学报》 2008年第6期。
[38] 白剑峰、王有佳、吕毅品：《碘盐其实不会致癌》，载 《人民日报》 2012年10月23日。
[39]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37～38页。
[40]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13、32～33页。
[41] 竺王玉、刘晓光、胡晓斐、周世权、王晔恺、张永奎：《舟山群岛居民碘营养状况及甲状腺癌现患调查》，载 《卫生研究》 2012年第1期。(www.xing528.com)
[42] 杨鑫、周晓红：《重庆地区食盐加碘前后30年甲状腺癌发病情况分析》，载 《2011国际暨全国头颈肿瘤学术大会论文集》。
[43] 例如，庞丽静：《甲状腺告急》，载 《经济观察报》 2012年7月16日。
[44] 有关成本效益分析及其在行政规制中的应用的介绍可参见高秦伟：《美国规制影响分析与行政法的发展》，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2年第6期。
[45]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9页。
[46] 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证。
[47] Richard J.Pierce,Sidney A.Shapiro,Paul R.Verkuil,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The Foundation Press,1985,p.17.
[48]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12～13页。
[49] [德] 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但是，他同时也指出，风险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有不同的逻辑。
[50] 赵鹏：《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风险规制的兴起及其对传统行政法原理的挑战》，载季卫东主编：《交大法学》 （第2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1] 王晓：《碘盐论战》，载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第37期。
[52] Thomas O.Mcgarity,"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Discretion in Administrative Resolution of Science Policy Questions:Regulating Carcinogens in EPA and OSHA",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67 (1979),p.729.
[53] 简要介绍可参见何建志：《台湾H1 N1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事件之因果关系：科学不确定性与法律举证责任》，载 《法律与生命科学》 2010年第4卷。
[54] 邱文聪：《因果关系的几率证据在公卫诉讼上的应用与挑战》，载 《第三届 “科技发展与法律规范”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5] 国外学者对此有详尽分析，可以参考Deborah G.Mayo and Rachelle D.Hollander eds，Acceptable Evidence：Science and Values in Risk Manag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6]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12～13页。
[57]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14页。
[58]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13页。
[59]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29～30页。
[60] 有学者曾以杀虫剂为例，讨论进行准确的暴露评估的困难。See Thomas O Mcgarity，“Politics by Other Means：Law，Science and Policy in EP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53 （2001），p.103.
[6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37页。
[62] 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Routledge,1992.
[63] Wendy E.Wagner,"The Science Charade in Toxic Risk Regulation",Columbia Law Review,95 (1995),p.1613.
[64] See Deborah G.Mayo，Rachelle D.Hollander eds，Acceptable Evidence：Science and Values in Risk Manag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国内学者对此亦有分析，参见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例》，载 《浙江学刊》 2011年第3期。
[65] William Ruckelshaus,"Risk in a Free Society",Risk Analysis,4 (1984),p.157.
[66] 关于科学与法律的紧张，可以参见David L.Faigman，Legal Alchemy，The Use and Misuse of Science in the Law，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9，pp.51～53.
[67] Carla Mattix,Kathleen Becker,"Scientific Uncertainty Under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54 (2002),p.1125.
[68] 偏好或无法避免，但如果偏好累积而得不到制约，将会扭曲判断的科学性，因而影响证据在法律上的可接受性。See Joseph Sanders，“Scientific Validity，Admissibility，and Mass Torts Af-terDaubert”，Minnesota Law Review，78 （1994），p.1387.
[69]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010年5月14日），第9页。
[70] 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Managing the Process,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83,pp.151~153.
[71] 例如，美国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规定，“除非由法律或总统命令作出特别规定，咨询委员会应拥有提供咨询的职能。根据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或提供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仅能由总统或联邦政府的官员作出。” See 5 U.S.C.Appendix-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 9 （b）.
[72]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Risk Management and Food Safety,1997.
[73]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 （试行）》 第4条。
[74]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委托承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等工作的函》 （卫办监督函 〔2010〕 112号）；《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承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等工作的函》 （卫办监督函 〔2012〕 56号）。
[75] 王晓：《碘盐论战》，载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第37期。
[76] 参见陈祖培、阎玉芹、舒延清：《对我国全民食盐加碘后人群的碘摄入量和安全量的分析》，载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1年第3 期；陈祖培：《对全民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评价》，载 《国外医学内分泌学分册》 2002年第4期。
[77] 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Managing the Process,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83,pp.52~62.
[78] 风险评估指南对评估这一活动的意义，相当于行政裁量基准对行政活动的意义，有关行政裁量基准的讨论可以参见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载 《清华法学》 2008年第3期。
[79] E.Donald Elliott,"Strengthening Science's Voice At EPA",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66 (2003),p.45.
[80]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Application of Risk Analysis to Food Standards Issues,1995.
[81] 有关风险评估的同行评审和公告评论的关系，可以参见Fred Anderson etc，“Regulatory Improvement Legislation：Risk Assessment，Cost-Benefit Analysis，and Judicial Review”，Duke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um，11 （2000），p.89.
[82] Donald T.Hornstein,"Accounting for Science: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 Research in the New,Subterranean Administrative Law",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66 (2003),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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