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说认为风险管理是风险规制的政策面，是一个政治权衡的过程。这样的判断从整体来看是正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风险管理毕竟应当以对风险的科学认识为前提，有关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所带来的成本是否适当、是否有可替代的其他措施等问题往往也离不开科学的判断或预测。因此，风险管理尽管是一个政策的权衡过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样需要以相应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当然，与风险评估相比，风险管理具有更加浓厚的政策的衡量与选择的特色，这表现在：
第一，风险管理的最终任务是要在诸如安全、自由、繁荣、公众的接受度等多个目标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带有大量的政治权衡色彩。例如，尽管我国政府已经认可温室气体排放会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并且意识到我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将给农牧业、森林与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等带来严重影响，并使相关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增大：增加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增加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的形成概率，对重大工程的安全造成威胁；影响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产生影响；增加对公众生命财产的威胁，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定。但是，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的基本国情，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是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努力实现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承担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相对于更加长期、艰巨的 “减缓” 气候变化的任务，我国 “适应” 气候变化的要求更为现实、紧迫等。[5]这样的权衡绝非个案，安全与发展往往存在紧张。
第二，政府采用公共手段来管理风险，其实质往往是通过限制一些个体的自由和财产来维护另一些个体的安全，受损者与受益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的冲突，需要妥善权衡。毕竟，“所有的规制都是政治。因为规制决定会产生这样的群体，他们会获得利益，也会产生那样的群体，他们会丧失利益……利益集团根据集团成员的个人利益而需要或多或少的规制。”[6](www.xing528.com)
第三，大量的风险管理活动，涉及公共资源的使用，这种资源分配所引发的公民平等享有相应公共服务的问题，也需要妥善的权衡。[7]例如，全国人大1997年、2002年两次针对 《食品卫生法》 的执法检查均发现城乡之间 《食品卫生法》 实施力度和食品卫生状况差别较大，城乡结合部或农村的集贸市场、个体摊贩、小型食品企业是食品卫生监管的薄弱环节等问题；[8]在医疗卫生投入方面同样存在城乡结构失衡的情况。[9]实际上，由于政府资源是有限的，而现代社会中风险管理的任务又极其庞大，公平分配有限资源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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