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控制不确定性，科学界发明了风险评估等手段来控制——通过调查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来预测可能造成的后果。它试图引入一些科学手段，如选取样本、建构模型、进行模拟，对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量化，从而限定不确定性的范围，并作为未来行动的依据。评估的方法既可以是通过统计分析已经发生的损害来预测未来，例如，通过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中患肺癌的比例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吸烟引发肺癌的风险；也可以借助模拟实验来预测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如药品的动物实验等。[8]
但是，通过科学手段来评估风险不可能完全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这首先源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人们不可能就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做出完全精确的预测——我们不知道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而且，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风险，是建立在对损害可能规模和发生概率等理性计算的基础上，是希望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利用其提供的机会。这迥异于传统社会对待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等威胁的态度——那时仅仅将灾难视为发展的阴暗面而力图回避。[9]但是，正是这种对风险的积极利用，将导致产生更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正如卢曼的系统论所揭示的那样：(www.xing528.com)
现代人热衷于建构一个又一个制度，并使制度无限分化下去，其立足点就是，认为制度或者法规使得人们既能利用现有的发展机会，又能保障未来的安全与稳定。所以，现代社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各种制度的完满化，必然使各种 “未来” 更紧密地依赖于 “现在” 的决策与选择。由于未来决定于当下，人类最终面临理性化的悖论，用以控制风险的知识、制度与技术，最终反而成为造成更多不确定性风险的来源：知识法制和科技越发展，越自由创造，人们越是更多地知道那些不可预测的未知事物，人们越是陷于更大的不确定性，越面临更多的可能性，因而也面临更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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