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环境保护同样逐步成为我国政府的核心职责之一，反映在立法上便是不断扩张的立法体系。实际上，我国最早接受国家风险规制理念的，就是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
1970年代末期出台的 《环境保护法》 是中国拨乱反正、恢复法治建设后最早出台的法律之一。但是，彼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严重，这部法律实际上并不存在内发性的成熟条件。其制定更多的是国际影响的结果：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时值环境问题在西方爆发，使得会议通过了 《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风险预防理念。由于这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的大型会议，《环境保护法》 作为具有战略价值的外交工具，受到了政府的重视。[78]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1975年 《宪法》 进行了修改，其中第11条规定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此后1979年我国第一部 《环境保护法》 出台。该法规定的很多制度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例如第7条规定，在老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中，应当根据气象、地理、水文、生态等条件，对工业区、居民区、公用设施、绿化地带等作出环境影响评价，全面规划，合理布局，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有计划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清洁城市。这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际就体现了一种在对环境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管理政策的风险规制思路。
当然，目前，我国实践中以保护规制健康、环境风险，确保安全为目标的法律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体系：
公共卫生领域制定有 《传染病防治法》 《食品安全法》 《动物防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还有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植物检疫条例》 等多部行政法规。(www.xing528.com)
环境保护领域制定有 《环境保护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还制定有 《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 《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多部行政法规。
危险设备、设施、物品管理领域，制定有 《核安全法》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还制定有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等行政法规。
近年来，决策者逐渐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基于对风险的管理，因此一些法律明确提出了 “风险” 的概念 （参见下表）。
在这些法律中，《母婴保健法》 只是使用 “风险” 来定义严重遗传性疾病，尚不具有实质意义；[79]而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已经具体规定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并要求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也应当充分考虑风险评估结果；[80]《动物防疫法》 要求对动物疫病状况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措施；[81]《突发事件应对法》 要求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82]《环境保护法》 要求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83]《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和专项调查，对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估，为制定职业卫生标准和职业病防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84]《核安全法》 要求根据核设施的性质和风险程度等因素，对核设施实行分类管理；[85]《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则要求，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关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86]这些都说明相关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围绕 “风险” 来建构相应的制度。而 《食品安全法》 更是将 “风险”置于整部法律的核心地位，专章规定了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87]，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88]食品添加剂许可[89]等都根据 “风险” 来设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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