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联合行动：健康和环境风险规制

安全的涵义是广泛的，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生命健康安全等，工业化、新兴技术应用首先使得一些传统的安全有了新的内涵。以国家安全为例，传统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战争的潜在可能，而现代科技却使得其内涵大大扩张：一方面，借助信息科技之类的现代技术，一国不需要发动战争便可对另一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另一方面，借助破坏潜能迅速扩张的现代科技，不仅主权国家，一些个体或者组织也可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典型的便是近年来的恐怖主义活动。

如果说上述安全内涵的变迁仅增加了国家完成其任务的复杂性，而并未扩张其任务范围的话，那么工业化、现代科技应用产生的对健康、环境的影响，则在根本上扩张了国家安全保障任务：与国家安全等领域不同，健康、环境风险关系所有公民的日常生活，对所有人有着持续、深刻的影响。正因如此，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政府开始扩张其对于公民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的保护义务。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预防活动可能最早发源于卫生防疫领域。城市发展与人口的聚集引发了大量卫生问题，并使流感、霍乱等传染病的影响规模迅速扩大，从而催生了卫生行政的兴起。随后，工业化的深入、制造业的规模化、产品交换的日益发达使得职业健康和安全、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风险问题日益严重，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引发了针对职业健康和安全、产品安全的广泛批评。此后，国家规制风险、预防损害的活动在公众对于安全需求的压力下不断拓展，其中，最有力的推动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兴起的环保主义运动，在该项运动中，来自研究机构、媒体的大量文献逐渐促使公众意识到现代科技、自然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对健康、环境国家保护义务的强调，不仅在发达国家内形成趋势，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性准则：(www.xing528.com)

在确保健康安全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12条规定，为实现健康权需采取的步骤包括：降低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和其他的疾病；创造保证人人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为实施上述条款，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于2000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健康权的一般性意见，阐明健康权不仅包括及时和适当的卫生保健，而且也包括决定健康的基本因素，如享有安全的饮水和适当的卫生条件，充足的安全食物、营养和住房供应，符合卫生的职业和环境条件以及获得卫生方面的教育和信息。

在环境安全方面，1987年，联合国召开第四十二届大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 《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此基础上，1992年联合国召开 “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 《二十一世纪议程》 与 《里约宣言》，提出执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蓝图，包括全球性社会经济问题、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各主要团体的角色与贡献以及实施方案等。此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先后于1993年6月、1994年5月以及1995年4月召开三次会议，检讨各国履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