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其揭示的与制度、技术、文化等高度关联的事实，风险在社会宏观层面上必然与诸如责任、公平、正义、价值相互连接，并与沟通公共论述息息相关。在风险社会形成的社会焦虑感之下，虽然这两个层面的努力均有所增多，但是，后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正因如此，风险社会对于整个法律体系提出的基本命题便是，如何因应现实的变化，而调整国家安全保障职能。
如其揭示的与制度、技术、文化等高度关联的事实，风险在社会宏观层面上必然与诸如责任、公平、正义、价值相互连接，并与沟通公共论述息息相关。[45]正因如此，风险社会理论正好解释了为何安全问题日益超越财富分配问题成为当下政治议程的中心：
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这些特质，不安全的感觉开始主导公众的情绪，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结构和国家任务的决定因素，人们也开始更加关心如何预防的问题。[46]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关注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工业社会民众关注的重心是物质需求的满足状况，那么风险社会民众则更加关心安全的状况。按照贝克的说法，工业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 “我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此种意义上，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47]在此种意义上，所谓的风险社会同时也是 “焦虑社会”，正是这种焦虑推动了政策基调的变化——从工业时代的 “发展” 导向转为风险社会的 “安全” 导向。(www.xing528.com)
需要仔细分析的是，对风险的应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个体层面，个人会针对所感知到的风险采取个体化的处理方法；集体层面，通过集体决策或者制度性的措施来解决风险分配与控制问题。在风险社会形成的社会焦虑感之下，虽然这两个层面的努力均有所增多，但是，后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正因如此，风险社会对于整个法律体系提出的基本命题便是，如何因应现实的变化，而调整国家安全保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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