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风险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争论，与其说相互否认了对方，不如说揭示了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同侧面，从不同角度勾勒出了风险的背景。与此同时，通过这一系列深刻描述，对于我国规制健康、环境风险亦有重要启示：

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一直力图加入现代工业化进程，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则执行了更为明确的追赶线路。目前，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化体系。可以说，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力量，直接决定或影响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一现代化的路径导致我国当下面临着深刻的资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与风险社会理论揭示的现代社会风险无疑是同源的。

第一，工业化引发的健康、环境风险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系统需要高度重视并系统回应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在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工业化的各种副作用也被确认——生态危机、化学污染、食品造假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想象，而是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威胁。这种风险与人的活动高度相关，在中国，政府还在相当程度上介入了这种风险的产生——与西方工业化、新兴技术应用主要是市场驱动不同，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领域本身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对一些例如核能、转基因生物技术新兴技术的应用更是受到政府的全面主导。在传统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的情况下，人们尚可以从命运或神明赐予福祸的角度来理解风险。但当风险主要来源于人或政治活动本身时，则需要政治系统予以回应，以强化保障未来安全保障的职能。然而，从现实而言，我国的政治系统对这些健康、环境风险的治理绩效尚不尽如人意，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各种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药品损害等事件均说明，现有政府风险治理体系尚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第二，对健康、环境风险的规范同样面临确保安全与促进创新的两难境地。

与危险或危害这些纯粹代表消极的概念不同，风险是具有 “两面性”的，可以说，风险概念的产生及其扩展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的演进过程，它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面对未知未来的努力。实际上，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危险更多了，更不安全了。相反，相对于前现代时期，我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措施和医疗保健，而且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因此得以延长。对于现代科技，包括生物技术、核技术、新材料及新能源技术潜在威胁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毋宁说是由于人类知识的增加，可以预见更加遥远的将来，并借助此前并不具备的知识去控制它。因此，对工业化、新兴技术引发的健康、环境风险的规制不能如某些极端主张一样，因噎废食，回到纯粹自然的状态。对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这一立场也是更为务实的，毕竟，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是我国的重要战略。因此，对于科技运用中潜在的风险，政府有必要保持关注并予以适当规制，但却不能过度规制而阻碍经济发展、技术进步。(www.xing528.com)

第三，我国社会对风险的一系列争论同样证实了风险具有 “知识” 与“价值” 的双重特征。

风险由知识的运用触发，对其认知也需要凭借科学知识，这在现代风险社会异常明显：如果说在 （古典） 工业社会时期，工业发展带给人们的景象是空气中的煤烟，下水道的恶臭水汽等现象的话，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则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能力，以放射性、基因变异、空气和水中看不到的毒素等极其不明确的形式存在，对它们的感知 “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42]，对其定义显然需要科学知识。然而，正如风险文化学者所试图证明的那样，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不仅仅取决于客观上风险的概率、可能的损害等科学的分析，还与文化、价值观、情感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风险并不能简单地被当作科学上的 “事实”，而是一系列价值判断。例如，虽然统计数据表明，飞机飞行事故所造成的死亡率远远低于汽车事故的死亡率。^[43]但是，即使人们知道有关的统计数据，也更倾向于认为相对于汽车，飞机是更有风险的交通工具。

这种紧张在我国一系列关于科技风险的争论中均有明显表现：高铁的辐射影响、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潜在风险、PX的毒性等方面的争论均显示，专家对风险的认知与民众的直觉存在系统性的背离。这种背离不能简单地用民众不理性来解释，正如玛丽·道格拉斯等风险文化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风险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它必然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这导致每种社会生活形态都有其自身独特的风险排序。

这说明，我国传统以技术精英绝对主导的风险治理模式面临系统性的挑战，在风险社会，政策的制定既需要借助技术精英理性地评估认知风险，而更重要的是，有关风险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决策。因此，国家应当增强其法律、政策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这样才能在风险规制中更好地进行价值的权衡，并建立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