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现代技术应用所产生的健康、环境风险，对现代社会运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应对，需要从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全方位地予以探讨。从行政法层面讨论的必要性在于，规制风险以确保新兴技术安全运用，在相当程度上要借助行政的手段，但现代社会风险的特质，导致行政活动面临一系列合法性危机。
对未来的控制需要基于预测行动，而它往往没有充分的证据做支撑：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转基因食品是否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这将导致行政活动面临一种困境：虽然我们感受到了威胁，却发现已有的知识是如此匮乏，以致无法确定问题的范围，更没有足够的确信去实施某种干预措施。于是，每当威胁变得更加紧迫和明显时，我们却发现自己不能借助科学的手段来确定证据、找到原因和进行补救。
证据不充分导致决策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质疑，且这种困境是无法通过知识的积累予以根除的，它与德国学者贝克描述的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对决策提出了一系列难题：谁定义并确定风险的大小？对引发事件的原因、维度和行为我们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对于这些原因、维度和行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吗？在一个关于风险的知识必定是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什么算是充分的证据？[5]
这种困境对行政监管体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面对风险，法律不应当无所作为。然而，面对如此广泛的不确定性，我们用什么来构成控制未来灾害的适当规则？又用什么来证成我们的选择？这一系列问题说明，控制风险的现实需要已经使行政活动的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详尽讨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寻找应对之道，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1] [德] 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www.xing528.com)
[2] [美] 彼得· L.伯恩斯坦著，穆瑞年、吴伟、熊学梅译：《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3] 参见 [德] 格哈德·班塞著，陈霄、刘刚译：《风险研究的缘由和目标》，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4] See 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Heinemann,1973.
[5] Barbara Adam,Ulrich Beck,Joost Van Loon,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SAGE Pubulication,2000,pp.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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