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哲學之貧困：蒲魯東論述

1865年1月24日，倫敦

敬爱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要我对蒲魯东作个詳尽的評价。因时間不够，不能滿足您的願望。何况我手头沒有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但是为了证明我願意实現您的願望，我匆忙草就了一篇短評。以后您可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随便处置。

蒲魯东的初期試笔作品，我已經記不起来了。他那部論“世界語言”的幼稚著作，表明他多么輕率地探討了那些他由于缺少最起碼知識不能解决的問題。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財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部著作若不是由于內容的新穎，至少是由于新鮮大胆讲述旧东西的風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財产”显然不仅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廢除了”。蒲魯东在这本书中对圣西門和傅立叶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大概是如費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一样。与黑格尔比較起来，費尔巴哈显得极为貧弱。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創造了一个时代，因为他把不合基督教意識趣味而对于保证批判成功却很重要的一些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阴暗状态中的論点提到首要地位了。

在蒲魯东的这部著作中，文体的結实筋肉——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还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文体是其主要优点。可見，甚至在蒲魯东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对他說来都是一种独立的发現；他所說的东西，对他說来是新东西，并且是被他当作新东西来看待的。他用以抨击政治經济学“最高神圣”的挑战勇气，他用以嘲笑庸俗資产阶級理性的詼諧怪論，一針見血的批評，刻薄的諷刺，往往透露出来的那种痛恨現世齷齪的深刻坦白情感，革命的信心——“什么是財产？”一书就是以这种性质激动了讀者并在初次問世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在政治經济学的严格科学历史中，这本书未必值得一提。但是，这类聳人听聞的著作在科学方面，也像在美文学方面，总是起着一定的作用。譬如拿馬尔薩斯所著“人口論”一书来作例子。在初版时，这不过是“聳人听聞的譏刺文章”，并且彻头彻尾都是剽窃。虽然如此，这篇詆毀人类的文章終究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

假如我手头有蒲魯东的这本书，那就很容易用几个例子来說明他最初的写作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各节里，他模仿着康德——这是他当时从翻譯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来解釋二律背反，并造成一个明确的印象：对于他也像对于康德一样，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范圍外”的事情，即对他自身理性始終是莫明其妙的事情。

尽管有怎样表面上的超革命性，但在“什么是財产？”一书中已暴露出一个矛盾：一方面蒲魯东通过法国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观点（后来通过小資产者的观点）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却对社会使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

标題本身就已表明这本书的缺点。問題提得竟是如此不正确，甚至根本不可能給予它一个正确的答复。古代的財产关系为封建的財产关系所消灭，而封建的財产关系則为資产阶級的財产关系所消灭。这样，历史本身就批判了过去的財产关系。实质上蒲魯东那里所談到的是現存的現代資产阶級財产。这是种什么財产？——对这个問題只能以批判地分析政治經济学来給予答复，因为政治經济学不是把这种財产关系就其法权表現作为意志关系总和包括起来，而是就其現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总和包括起来的。但是，蒲魯东既把这种經济关系的总和与“財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法权观念連結起来，也就不能超越布里索早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就用同样的話在类似的著作中給过的答复：“財产就是盜窃”。

从这里最多也不过是得出这样的定論，即关于“盜窃”的資产阶級法权观念亦适用于資产者本人的“誠实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盜窃”作为暴力侵害財产的行为，要以財产的存在为前提，所以蒲魯东就糾纏在关于眞正資产阶級財产的各种連他自己也模模糊糊的妙想里面。

我于1844年間在巴黎逗留的时候，亲自和蒲魯东来往过。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对于他的“詭辯議論”（《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負一部分責任。在进行长久的、常是继續通宵的爭論时，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有很大的害处，因为他由于不懂德文，未能认眞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龙先生继續了我已开始过了的工作。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比我还多一个优点，即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蒲魯东第二本大作品“貧困的哲学及其他”問世以前不久，他自己就在一封很詳細的信中把这本书介紹給我了，信中附有如下一句話：“希望您严格批評”。确实，这种批評不久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我著的“哲学的貧困及其他”一书中，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們的友誼永远結束了。

从这里所說的情况中你們可以看到，在蒲魯东著的“貧困的哲学或經济矛盾的体系”这本书里，事实上他第一次对“什么是財产？”这个問題作了答复。的确，蒲魯东只是在自己第一本书問世后，才开始进行經济学上的研究；这时他发現，不是用詈駡的方法，而只有用分析現代政治經济学的方法才能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同时他还企图用辯证方式說明經济范疇的体系。代替康德那些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的，此时已应当出現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揮問題的手段了。

在我反駁他的著作中，你們可以看到对他两卷厚厚的作品的批判。我在那里就已指出，蒲魯东既然不是把經济范畴看作历史的、符合于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理論表現，而却荒謬地把它看成久已存在的永恒思想体系，也就是暴露自己多么不懂得科学辯证法的秘密，同时又是多么同意思辨哲学的錯觉，并且是如何轉弯抹角地重又回到資产阶級經济学的观点上去^[1]。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进行批判的那个政治經济学是认識得多么不足，有时簡直是很幼稚，并且他是如何和烏托邦主义者一起追求所謂“科学”，以为借助这个科学就可以a priori^[2]发明一个“解决社会問題”的公式，却不是把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識当作科学的源泉，而这个运动本身就創造着解放的物质条件哩。那里特別指出，蒲魯东关于构成全部問題基础即关于交換价值的观念仍然是多么模糊、不正确和不彻底；况且，他把李嘉图价值理論的空想主义的解釋看作是新科学的基础。我把我关于他的一般观点的論断概括叙述如下：

“每一种經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魯东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經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經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种幻想（却不是在貧困中看見有定会把旧社会推翻的革命的破坏性方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贊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說他在經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善深入純經济的細节；說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沒有远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題，結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駕凌于資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結果只是一个小資产者，經常在資本和劳动、政治經济学和共产主义之問搖来摆去”^[3]。

这个判决书尽管很严厉，但我直到現在还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然而同时不应忘記，当我宣称蒲魯东的这本书是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的总汇并在理論上证明了这点时，經济学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把蒲魯东作为超革命者加以詛咒。这也就是我在以后从未跟那些叫囂說他“叛变”革命的人一起随声附和的原因。如果他一开始就既被別人誤解，也被自己本人誤解，而沒能证实非分希望的話，那末这就不是他的过錯了。(www.xing528.com)

与“什么是財产？”相反，在“貧困的哲学”中，蒲魯东論述手法的一切缺点都是极不利于他地非常显眼了。文体經常都是如法国人所說的那样ampoulé（浮夸的）。凡是他丧失高卢人敏銳智慧的場合，冒充德国哲学風格的夸張的思辨的胡言乱語就表露出来。自夸的論調，集市般的喧嚷，大吹大擂的口气，特別对假“科学”的自夸言詞，关于这“科学”的无聊胡扯，眞是刺耳至极。充滿他第一部著作的那种眞誠的温情，这里在一定的地方都已被系統地偷換成虚浮的狂烈激情了。并且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問的一种軟弱无力而討厌的伎俩，这自学者生来就以自己的思維仿佛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而自豪的心理已受到摧折；他作为一个想在科学方面出風头的角色，竟以为他应当以他所沒有的本事自炫，应当以他完全沒有的东西自炫。此外，这还是一种小資产者的心理，这小資产者对卡貝这样一个在法国无产阶級运动中起有作用而受到尊敬的人物，施行一种不体面、粗暴、不机智、不深刻和簡直是不正确的攻击。而对于例如杜諾瓦耶却表示殷勤备至（須知杜諾瓦耶总是个“国家顾問”呵！），虽則此人的全部意义只表現于他在三部厚厚和无聊不堪的书里用一种滑稽的严肃神情鼓吹了严格主义，这个严格主义曾被黑尔維萃描述为“要求不幸者也得尽着尽美”一語。

二月革命对蒲魯东說来眞是完全不合时宜，因为他正是仅仅在这次革命前两个星期还不容爭辯地证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永远过去了。他在国民議会的演說，虽然表明他对当时一切事变都很少了解，終究是值得极力称贊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个有高度勇气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說还有这样一个好效果，即梯也尔先生在发表反对蒲魯东提案的讲話（后来刊印成了单行小册子）中曾向全欧洲证明說，法国資产阶級的这个精神台柱所用作基石的是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呵。与梯也尔先生比較起来，蒲魯东确实显得好像是洪水汜濫前的龐然巨物了。

发明“无息信貸”和以此为基础的“人民銀行”，要算是蒲魯东先生的最后經济“功績”。在我所著“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1859年柏林出版的第一編（第59至64頁）^[4]中已证明說，他那种观点的理論基础是由于不知道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基本元素，即不知道商品和貨币的关系，而其实际上层建筑則不过是更旧的和制定得較好得多的那些方案的翻版。至于信貸——例如在英国18世紀初而后来又于19世紀初有过的那样——促进了財产从一个阶級手中轉移到另一个阶級手中，并且在一定的經济和政治条件下可以促进无产阶級的解放，这是毫无疑問和不言自明的。但是若把生息資本当作資本的主要形式，試图将特殊应用信貸即将幻想廢除利息弄成社会改造的甚础，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市儈梦想了。的确，我們看到，这种梦想是已由17世紀英国小資产阶級的經济思想家詳細发揮了的。蒲魯东跟巴师夏关于生息資本問題作的論爭（1850年），比“貧困的哲学”一书更差得多。他弄得甚至連巴师夏也能打倒他，而每当敌手給他以打击时，他就滑稽地发起狂来。

儿年以前，蒲魯东参加仿佛是由洛桑政府举办的悬賞征文，写了一篇論“稅收”的文章。这里連天才的最后痕迹都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小資产者。

至于蒲魯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也像經济学作品一样，里面都表現着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而且它們有純地方性的意义，即只局限于法国。但是在法国的条件下，当法国社会主义者把信教看作是自己比18世紀資产阶級伏尔泰主义和19世紀德国无神主义优越的标志时，他对宗教、教会等的攻击，是个很大的功績。如果說彼得大帝以野蛮攻克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魯东就是作了他所能作的一切来用辞藻战胜法国人的辞令了。

他那本論“政变”的书不仅应当簡单地看作是坏作品，而且应当看作是眞正的卑鄙齷齪，但这种卑鄙齷齪是完全相当于他的小資产阶級观点的；在这里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并竭力想把他弄成为法国工人可以接受的人物；他最后那篇反对波兰的著作也是这样，其中他为迎合沙皇而表現出白癡般的公然无耻性。

人們常把蒲魯东与卢梭作比較。这种比較是異常錯誤的。他倒更像尼·林格，不过后者所写的“民法理論”一书要算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蒲魯东按其本性是傾向于辯证法的。但是因为他从来也不理解眞正科学的辯证法，所以越不出詭辯主义的界限。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資产阶級观点有关的。小資产者也像历史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构成。他在自己的經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个集中体現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时还像蒲魯东一样是个有机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习慣于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說法变成一些意外的、鮮艳夺目的、时而是出丑的、时而是輝煌的怪論。科学中的江湖騙术和政治上的随机应变是与这种观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类人那里，只剩下有一个动机——他們的虚荣心；就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們关心的仅仅是获得短暫的成功，即聳人听聞。同时就不免要失掉簡单的道德品性，这种品性是一直防止例如卢梭对現存政权采取任何——哪怕仅仅是表面上——妥协态度的。

也許后人評論法国历史中这个不久前的时期时会說，路易·波拿巴是它的拿破侖，而蒲魯东則是它的卢梭兼伏尔泰哩。

現在呢，既然您在此人死后不久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論定，那我就要您对此負完全責任了。

尊敬您的卡尔·馬克思

1865年2月1、3、5日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上发表

按照依1885年版本校对过的报紙本文刊印。原本系德文

【注释】

[1]“經济学家所以說現存的关系（資產阶級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財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間影响的自然規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規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現在再也沒有历史了。”（見我那本书第113頁）（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見本书第94—95頁。——編者注

[2]意即“預先”，“先驗”。——編者注

[3]見我那本书第119頁，第120頁。（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見本书第98—99頁。——編者注

[4]見本书第166頁至第169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