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39
先生們！
英国谷物法的廢除是19世紀自由貿易所取得的最偉大的胜利。凡是厂主們談到自由貿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稅，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餓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額的工資（Cheap food，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費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們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們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說来，人們要求自由貿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級的处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却毫不領情。現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滿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們，把包林，布萊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斗爭被称为自由貿易派和宪章派之間的斗爭。
現在我們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們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他們向工厂工人这样說：
谷物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紀的貴族代表交納的工資稅；你們貧困的原因是在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貴。
工人反过来問厂主們：在最近三十年中，我們的工业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漲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釋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对每一个工人来說，每周約計3辨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內，机器織工的工資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从未超过3辨士。而在1834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現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时候，你們对我們說过什么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們向我們所說的千眞万确的話，同时你們还制訂了新的济貧法，設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獄。
厂主对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对，規定工資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发生的竞爭。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礫构成的。也許你們还想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把自己的資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門来搞工业，那末，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工人們的談話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問題：
如果我們廢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們荒廢了本国的农业，我們也不会因此而追使其他国家关閉它們的工厂，来向我們的工厂定貨。
結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現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內貿易也会丧失市場。
厂主拋开工人轉过身来回答小鋪主說：那末，就让我們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廢除了谷物稅，我們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們就会降低工資，同时在那些供給我們谷物的国家里，工資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們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資，有了这一切优势，我們就能使大陆购买我們的商品。
可是，現在农場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們应該把养育我們的农业宣判死刑嗎？难道我們能够任人拆我們的台，而一言不发嗎？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于給三部論述廢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頒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萊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輸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場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說，英国农場主不应該害怕谷物法的廢除，因为沒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說，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們遭致任何損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减，但絕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麾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廢除谷物法的結果必然是粮价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稅从来都沒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論点說，在英国，每当輸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漲，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漲，而是粮价上漲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說，每次粮价上漲总是有利于农場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萊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場主写的，他不能滿足于重复类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漲，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漲，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漲，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資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沒有国外谷物的輸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調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間的差額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場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萊格先生的話，作这几点說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說，那些不能再继續經营农业的小农場主，可以去工业中謀生。至于那些大农場主，則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給他們，或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极长的租約。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資的普遍下降（这是廢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林博士对所有这些論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輕粮食跌价給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40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們！
为使你們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規。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迟到了几分钟，損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实上罰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損失。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厂的钟点撥快了，发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沒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規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們，你們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失却成为生財之道。因此，厂主不擇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資，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們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們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規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巨大的开銷来建筑宮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宮殿里也大体上設立了自己的官邸，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国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贈送，让工人认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破費拉攏报刊。为了領导自由貿易运动，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們的骸骨，那末，你們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間斗爭的意义的。他們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資，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資本的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貿易派的傅道者，本世紀最杰出的經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济学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場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話，那末，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資。”41
先生們，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較賤时仅仅收入4法郎还是像过去一样收入5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謂的。
难道說，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損失。
当粮价和工資都同样处于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許粮食就足以滿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且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資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約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www.xing528.com)
英国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是不願做自由貿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騙的牺牲品的；他們所以联合自由貿易派来跟地主斗爭，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殘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沒有估計錯：为了向自由貿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贊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們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現了。
在經济学家会議[1]上，包林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統計表，他想論证，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却忘記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拋到街头。
在政治經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絕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证在現代工业經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內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見，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別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貿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換資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換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換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話，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終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錢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經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換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們对于用劳动換成資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时，則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續相信那些經济学家的論据的工人将发現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五苏[2]了。
經济学家們会反对我們这一点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竞爭（这种竞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資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結果将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据可以归結如下：自由貿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財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資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資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資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資本增殖时，也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資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資本的积累和积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烏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間的竞爭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爭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結果，而且規模还更大得多。生产資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資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資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們拋入无产阶級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資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資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場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費，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頻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級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資本的增殖，工人之間的竞爭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紡紗工人。到1841年紡紗工人总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話，則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說，技术設备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了业。
經济学家們的答复，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会說，失业的人会找到別的职业。在經济学家会議上，包林博士沒有忘却引用这个論据，同时也沒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5万倫敦織布工人为題发表了演說，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貿易派用以安慰他們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餓潦倒之中。
让我們从包林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处的貧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間的竞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織工好像处于人生的边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輕微的振蕩，就足以致他們于死命。技术設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間，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織布机对手工織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許多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現在手工織工已經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織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說：“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論及达卡地区的織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机織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减到100万万匹。
“現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約为80万匹。1830年印度所輸◆出的棉布还不到4000匹。而在1800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100万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2万匹。
“印度織工的苦难情景給我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場上的出現，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織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織工死于饥餓，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紗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見称于世的达卡細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爭而完全絕迹了。像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貧苦阶級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林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眞实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其措詞和自由貿易的信徒們的其他說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生产資料来代替的生产資料。他故弄玄虚，把所說到的这种劳动部門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机器看作完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記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門都总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設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紡紗厂中（英文叫throstle-mills），紡紗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紡紗机代替了簡单的騾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話42，是对包林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林先生談到一些个別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时又告訴我們，这些个別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貧苦阶級于死命；他談到了“过渡时期”“暫时的苦难”，而且并不諱言，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說来，是从生产到死亡的轉变，而对其他的人說来，是从他們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轉变。如果他进一步說，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于承认工人阶級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資产阶級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給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补偿理論可归結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們，你們不应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安靜地死去。你們的阶級是不会絕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断地剝削的材料（工人），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末，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現自由貿易对工人阶級状况的影响作为未解决的問題来談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經济学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这些規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貿易的实現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規律是說，竞爭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資呢？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資。
不要由此得出結論說，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資，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級有时也有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資，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說，工业接連地經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阶級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来，那末它所得的总額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額；換言之，尽管工人阶級忍受了一切苦难和貧困，尽管工人阶級在工业战場上拋下了許多尸体，但是工人阶級依旧作为一个阶級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說明工人阶級还是继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現了更廉价的生活資料。于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亚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維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說，起初这种工資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資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貿易（經济学家們的基本前提）的逐漸实現和成为生活現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現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的假定作基础的政治經济学，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济規律的全部災难。
让我們来作个总結：在現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資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換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資本的关系继續存在，就永远会有剝削阶級和被剝削阶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資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間的对抗，他們这种自信狂，眞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級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眞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脫羈絆的資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稅束縛的資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騙自己吧！这是誰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別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資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爭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爭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貿易在不同的阶級之間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国之間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資产阶級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別国家內的自由竞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現象，都会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来。再沒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对这个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这些詭辯完全值得我們的三位获奖者霍普、麾尔斯和格萊格先生去論证。
例如，有人对我們說，自由貿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規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們，你們也許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沒有生出来。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里連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賦作竞爭。而这个自然秉赋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說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达卡地区的織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負担。
同时不应忽視另一种情况：既然一切都成了壟断性的，那末即使在現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門去支配所有其他都門，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国际交換中，棉花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貿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門找出两三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們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眞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們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內，一个阶級是如何牺牲另一阶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为我們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护保护关稅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見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
但是，保护关稅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賴于世界市場，但自从对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来，对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护关稅制度也促进了国內自由竞爭的发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产阶級开始以一个阶級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資产阶級便竭力爭取保护关稅。保护关稅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現国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总的說来，保护关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間的对立达到了頂点。总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发行于布魯塞尔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1848年版譯的
【注释】
[1]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276—281和285—296頁。——譯者注
[2]法国旧銅幣名，等于1/20法郎。——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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