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12月28日，布魯塞尔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延至上星期才給我送来蒲魯东先生著的“貧困的哲学”那您早就会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答复了。为了能够立刻把我的意見告訴您，我用两天时間把这本书閱覽了一遍。既然我把这本书讀得很仓卒，我也就不能論及細节。我只能談談它給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願意的話，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較詳細地談这本书。
老实說，我认为它一般是本坏书，是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說到了蒲魯东先生在这本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一小块德国哲学”，但是您认为哲学的毒药并沒有毒害到他的經济学研究。我也絲毫不认为蒲魯东先生在經济学研究方面的錯誤是由他的哲学所引起的。蒲魯东先生所以給我們提供了对于政治經济学的謬誤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个令人可笑的哲学；他所以給我們奉上了令人可笑的哲学，是因为他沒有理解現代社会制度的联結（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魯东先生像假借其他許多东西一样从傅立叶那里假借来的这个名詞表示的話。
为什么蒲魯东先生要談到神，談到普遍的理性，談到无个性的人类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錯誤，认为它永远等于自己本身，认为只要对它理解得正确，便可获得眞理呢？为何他引用肤淺領会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描繪成一个深湛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給我們提供了一把解答这个哑謎的钥匙。蒲魯东先生认为历史是某一系列的社会进化。他觉得历史是进步的实現。最后，他觉得，人們单独說来并不知道他們作了什么事情，人們錯誤地設想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說，初看起来，人們的社会发展仿佛是跟他們的个人发展不同、独立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釋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設，說存在有一种自我表現的普遍理性。在缺乏合理內容时发明出一些神秘原因即空話来，当然是最便当不过的了。
但是，蒲魯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而他确实是在使用所謂普遍理性、所謂神等等响亮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因而也就必然承认他同样也不能理解經济发展嗎？
社会——不管其形态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产物。人們是否可以自由选擇某一社会形态呢？决不可以。有一定的人們生产力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费形式。有一定的生产、交換和消费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阶級組織，一句話說就是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公民社会正式表現的一定政治制度。这就是蒲魯东先生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他竟以为他从国家訴諸公民社会，即从社会的正式表現訴諸正式社会，就是在完成着一种偉績哩。
这里不必再补充說，人們不能自由选擇构成其全部历史基础的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即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們实踐能力的結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們所处的条件，取决于先前已經获得的生产力，取决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的社会形态，取决于不是由这些人創立，而是由先前各代人們創造出来的社会形态。单是由于有这样一件事实，即每一后代的人們所找到的都是先前各代人們已經取得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則供他們作为原料继績进行生产的，由于有这一件事实，便形成人类历史的联系，便形成人类的历史，随着人們的生产力，从而人們的社会关系愈益发展，这个历史也就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便必然得出一个結論：人們的社会历史，始終只不过是他們个体发展的历史，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这点。他們的物质关系乃是他們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們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由以实現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魯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們始終不拋棄他們既經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說，他們不会拋棄他們所由以获得了一定生产力的那个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經达到的成就，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們在其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一切承受下来的社会形式。——这里我使用《commerce》一詞是指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也如在德文上使用《Verkehr》一詞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体制，全部中世紀規則，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生产力，并且适合于这些制度所由以产生的早先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公会制度及其規則保护下逐漸积累了資本，发展了航海貿易，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如果人們想把这些果实所由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要丧失这一切果实了。所以便爆发了两次霹靂式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經济形式，一切跟它們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全部曾是旧公民社会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見，人們借以进行生产、消費和交換的經济形式，乃是暫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隨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們便改变所有不过是当时一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經济关系。
这是蒲魯东先生所沒有理解，尤其沒有证明的。蒲魯东先生既探溯不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便給我們奉上一套怪論，奉上一套妄图充当辯证怪論的怪論。他觉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和19世紀，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霄中发生，并且高高超越于时間和空間范圍的，一句話，这是黑格尔式的廢物；这不是平常的历史——人們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魯东先生所說的进化，是在絕对观念的神秘境域中所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所蒙上的遮幕，那末就可看到，蒲魯东先生所描写的是各个經济范疇在他头脑中的排列次序。不用化多大力量，就能证明这是个很混乱头脑中的次序。
蒲魯东先生所著一书开头就是談論价值，談論他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一部分。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經济进化开始就是分工。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个十分簡单的东西。但是，难道等級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嗎？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嗎？难道手工工場时期的分工，在英国开始于17世紀中叶而結束于18世紀末叶时期的分工，不是跟現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嗎？
蒲魯东先生竟是如此不懂得問題本质，甚至忽略了普通經济学者也不会忘却的东西。他談到分工时，完全沒有感觉得必須談到世界市場。但是，难道14和15世紀的分工，在这还沒有过殖民地，美洲对于欧洲說来还不存在，而跟东亚細亚来往仅仅通过君士坦丁堡实現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要跟已有充分发达殖民地存在的17世紀时的分工根本不同嗎？
但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內部組織，他們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現嗎？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改变而改变嗎？
蒲魯东先生竟是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国是于9世紀至12世紀时期发生的城乡間的分立。在蒲魯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立是永恒的、始終不变的規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立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立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內都是推論得这样，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哩。蒲魯东先生关于分工所說的一切，最多不过是对于斯密和其他許多人在他以前說过的东西的归納，并且是个很表面而不完备的归納。
永恒理性的第二个进化就是机器。在蒲魯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間的联系是很神秘的。每种分工制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譬如，自17世紀中叶至18世紀中叶，人們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进行的。当时他們已有工具，甚至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車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見，把机器的产生看作是一般分工的結果，原是十分荒謬的。
我順便还指出一点，即蒲魯东先生很少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正像他很少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一样。可以說，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費的需求一般地比生产增长得快，而机器的发展曾是市場需求的必然后果。自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企业主和工人相互激烈斗爭的結果。但是，这点只有对英国說来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們运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各該国自己內部市場以及在国际市場上的竞爭。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是由于跟其他国家进行竞爭，并且是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境內工业需求和人口不相称。您根据这些事实就可断定，蒲魯东先生把竞爭这个怪影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題，該是表現得多么明达啊！
末了，把机器說成是一种跟分工、竞爭、信貸等等并列的經济范疇，根本就是很荒謬的。
机器不是一种經济范疇，也像拖犁的犍牛不是一种經济范疇一样。現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們現代經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对于机器的利用方式，并不是机器本身。火药不管是用来伤害一个人也好，或是用来給这个人医治創伤也好，它終究是火药。
蒲魯东先生眞是自己超越了自己，因为他恰好是按我現在列举的次序来在自己的头脑中創造出竞爭、壟断、稅收或警察、貿易平衡、信貸和所有制哩。几乎一切信貸机关在英国是早在18世紀初，即还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已有了发展的。国家信貸不过是一种增加稅收和滿足由資产阶級掌握政权所造成的种种新需要的新方式。末了，所有制在蒲魯东先生的体系中算是最后一个范疇。在現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以及蒲魯东先生的其他一切范疇，就是总合起来构成現在所謂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范圍外，資产阶級所有制无非是形而上学和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蒲魯东先生将所有制肯定为独立关系，就是作出一种比方法学上的錯誤更坏的錯誤：他暴露自己不懂得資产阶級生产所有各种形式由以結合起来的联系；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时代生产所有种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暫时的性质。蒲魯东先生既然看不到現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既然不懂得它們的来源和它們的发展，所以他就只能对它們作教条式的批判。(www.xing528.com)
为了說明发展，蒲魯东先生不得不采用虚构。他臆想着，分工、信貸、机器等等都是为了服务于他那固执观念——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哩。他的說明是极其天眞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想出来的，但是可惜它們掉轉过来反对平等了。他的全部論断就在于此，換句話說，他作出一种任意的假設，但是因为实际发展进程随时都跟他的虚构相矛盾，他便由此得出結論說有矛盾存在。同时，他却隐瞞了一点，即所謂矛盾只是存在于他那些固执观念和現实运动之間哩。
这样，蒲魯东先生首先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識而沒有理解到：人們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是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改变的。他沒有理解到：經济范畴只是这些現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它們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限度上才是眞确的。这样，他就犯了資产阶級經济学者常犯的錯誤，这些經济学者竟把这些經济范疇看作是永恒的法則，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法則——只有对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才是实际有效的法則，只有对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才是实际有效的法則。所以，蒲魯东先生不去把政治經济学范疇看作現实、暫时、历史社会关系的抽象，而却神秘地歪曲問題，竟把現实关系看作只是这些抽象的体現。这些抽象本身竟是自从世界創造时起就已在神父心怀里成熟起来的公式哩。
在这里，我們慈善的蒲魯东先生就开始拚命用起脑子来掙扎了。既然这一切經济范疇都是从神心里分泌出来的东西，既然它們是人們的隐蔽而永恒的生命，那末試問为什么：第一，存在有发展；第二，蒲魯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呢？他认为这些显然的矛盾是由于有整整一串对抗状态。
我們举个例子来闡明这一連串对抗状态吧。
壟断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經济范疇，因而是从神心里分泌出来的东西。竞爭是个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个經济范疇。但是不好的是壟断的現实和竞爭的現实。更不好的是壟断和竞爭在相互吞并。怎么办呢？既然神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相互矛盾的，那末蒲魯东先生以为神的心怀里想必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綜合，在这种綜合中，壟断的禍害由竞爭来抵消，反之亦然。两个观念彼此斗爭所引起的后果，是只有它們的良好方面才会表露出来。应該从神那里取得这个秘密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百事大吉了。需要找到这个深藏在人类无人身理性里面的綜合公式。而蒲魯东先生就毫不躊躇地以一个发現这一秘密的人物的身份出現了。
但是，請稍看一下現实的生活吧。在現代經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見竞爭和壟断，并且可以看見它們的綜合，这个綜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壟断产生着竞爭，竞爭产生着壟断。但是，这个方程式，并不如像資产阶級經济学者設想的那样能消除現代状况的困难，而是結果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若是改变現代經济关系賴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現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爭、壟断以及它們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們的統一，消灭它們的綜合，即消灭那表示着竞爭和壟断相互眞正均衡的运动。
現在我給您举出一个表明蒲魯东先生玩弄辯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状态。我根本沒有什么必要談到自由的好处或坏处。至于奴隶制，那末关于它的坏处就不必去說了。唯一需要說明的，是奴隶制的好处。这里所指的，不是間接的奴隶制，不是无产者所受的奴役。这里所說的，是直接的奴隶制，即在苏利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对黑人的奴隶制。
直接的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貸等一样，是我們現代工业的基础。沒有奴隶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貿易尚未建立之前，殖民地給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沒有較为显著地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隶制是个有很大意义的經济范疇。沒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度——就会变成了宗法式的国度。只要从世界地图上勾銷北美，結果就会看到紊乱状态，就会看到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也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洲抹去。这样，正由于奴隶制是經济范疇，所以奴隶制从創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都可遇到。現代各民族善于只是在自己本国把奴隶制掩飾起来，而在新大陆中則公开地实行它。經过这一番关于奴隶制的思索之后，极慈善的蒲魯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綜合，寻求眞正中庸妙法，即寻求奴隶制和自由間的均衡。
蒲魯东先生很好地了解到，人們在生产着呢子、麻布、絲綢，但了解这些小事情却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可是，蒲魯东先生却沒有了解到，人們針对着自己的生产力，还生产出他們由以生产着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魯东先生更其沒有了解到，人們既依照他們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出社会关系，同时也就創造出各种观念和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現。所以，范疇也像它們所表現的那些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暫时的产物。而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疇乃是始初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見，創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疇，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单就本身来說，即跟人們及其物质活动相隔絕，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純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說，抽象单就其本身来說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重叠語呀！
这样，当作范疇来看的經济关系，对于蒲魯东先生說来，是种永恒的公式，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公式。
換句話說：蒲魯东先生不是直接地肯定說資产阶級生活对于他說来是永恒的眞理。他間接地肯定了这点，因为他把那以观念形式表現資产阶級各种关系的范疇神化了。既然資产阶級社会的产物被他想像为一些思維范疇，他就把这些产物視作自行发生而具有自己生命的永恒物。可見，他并沒有越过資产阶級視綫的界限。既然他談到資产阶級的观念时，认为这是永恒眞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綜合，寻求它們的均衡，殊不知它們达到均衡的現代方式乃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作的是一切慈善的資产者都在作的事情。这些資产者都向大家說，竞爭、壟断等等在原則上，即如果把它們看作抽象的概念，乃是生活的唯一基础，不过它們实踐上还得大加改善。他們都希望有竞爭而沒有竞爭的悲惨后果。他們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資产阶級生活的条件而沒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們都不了解，資产阶級生产方式是种历史的和暫时的形式，也像封建形式曾是暫时的形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錯誤，是由于資产者在他們看来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們不能想像会有一种在那里人不再是資产者的社会制度。
所以，蒲魯东先生必然是个空論家。在現代世界上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在他看来是归結于要发現两个資产阶級思想間的正确均衡或綜合。于是，这个灵活的小伙子就来借用詭計来发現神的隐秘思想，来发現两个孤独思想的統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魯东先生把它們跟实际生活分开了，把它們跟現代生产，跟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現的种种現实事物的結合物的現代生产分开了。蒲魯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們既得的生产力跟他們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合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发生的偉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內各个阶級間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間准备着的可怕的战爭，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实踐革命活动——代替了这一广闊的、长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神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而平凡的人只是应在实踐上运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机。您現在就可了解为什么蒲魯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視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現代各种問題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发生的辯证的旋轉。既然范疇在他看来是动力，那末就不必改变現实生活以改变范疇。完全相反。必須改变范疇，結果就会是現存社会的改变。
蒲魯东先生想要調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間題：莫不是必須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在在都像是一个政治上的空論主义者，想把国王、議会、上議院一并当作永恒的范疇，保存为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他只是寻找着新公式，以求把这些力量均衡起来，实則这些力量的均衡正是表現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敗的現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紀，許多头脑平庸人物都曾努力寻取一个眞正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級、貴族、国王、国会等等均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觉无論国王、国会、貴族都沒有了。这一对抗的眞正均衡就是推翻那一切作为这些封建体制基础和作为这些封建体制对抗基因的社会关系。
既然蒲魯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純粹理性范疇放在这一边，而把人們以及他們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疇的运用实踐生活放在另一边，那末他自始就表現着把生活和观念相对立、把灵魂和肉体相对立的二元主义观点——以各种不同形式重复表現着的二元主义观点。您現在便可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魯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疇的平常历史和起源罢了。
我的信已經扯得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談到蒲魯东先生用以攻击共产主义的种种可笑責难。暫且我希望您同意我說的一点，就是这个人既沒有了解社会現有状况，也就更不会了解力求破坏这个社会的运动以及这个革命运动的文献表現。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魯东先生，这就是他对于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譏諷那种癡愚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了許多敌視。但是，蒲魯东先生本人以其小資产者的温情——我所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浮夸及其—切庸俗議論——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而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們慈善的蒲魯东先生大言不慚的庸俗議論高深得多哩）相对立时，岂不是給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如此感到自己論据空空洞洞，如此感到完全无力談論这一切东西，以致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謾罵，指天画日，賭咒发誓，捶胸拍案，滿口吹噓說他毫沒沾染社会主义的齷齪！他沒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視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評。他像一个仙人，像一个教皇，无情惩戒一般可怜的罪人，而竭力頌揚小資产阶級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魯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資产阶級的哲学家和經济学者。小資产者在已經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經济学者，換句話說，他既迷恋于大資产阶級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資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弦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冒充为不同于中庸办法的眞正均衡。这样的小資产者把矛盾予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自身本性的基础。他自己无非是社会矛盾的体現。他应当在理論中表現出他在实踐中的本来面目，而蒲魯东先生的功績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資产阶級的科学解釋者；这眞正是一种功績，因为小資产阶級将是一切未来社会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这次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經济学的书寄給您；但是直到現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魯塞尔向您說过的那篇对于德国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您很难以想像，出版这种书在德国是要遇到怎样的阻难：第一，是来自警察方面的阻难；第二，是来自那些作为一切受我所抨击的流派的有关代表者的出版人方面的阻难。至于我們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貧困，并且除此而外，德国共产党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員由于我反对了他們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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