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魯东先生一开始就維护竞爭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賽代替竞爭的人們[6]。
“无目的的竞賽”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黃金是守財奴热中的对象，月桂冠是詩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潤也必然是工业竞賽的对象。竞賽也就是竞爭本身。”
竞爭就是追逐利潤的竞賽。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潤的竞賽即竞爭嗎？蒲魯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們已經看到，蒲魯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說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潤。
竞爭不是工业竞賽而是商业竞賽。在我們这个时代，工业竞賽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謀利潤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爭竭力逃避工业竞賽的必然性的眞正性质。
如果你們对14世紀的手工业者說：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組織和特权即将廢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賽即所謂竞爭来代替，那末他一定会回答你們說：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組織的竞爭。蒲魯东先生說的“竞賽也就是竞爭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頒布一道法令，說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資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張状态立即就会轉变为严重的停滞。”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魯东先生为了证明竞爭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疇等等而专門頒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們以为只須頒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脫竞爭，那末我們就永远摆脫不了竞爭。如果我們更进一步建議廢除竞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于建議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彻底改变他們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們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魯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們的本性”的假設，并且他有权“把我們排斥于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让我們根据事实来談吧。法国革命既为了爭取工业自由，也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直截了当地說，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識到它要求实現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評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2500万人的自发性錯誤的論敌进行辯論……假如竞爭不是社会經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規、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們宁願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廢除，却不肯考虑将它們加以修正呢？”
这样說来，既然18世紀的法国人廢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們改头換面，那末19世紀的法国人就应該把竞爭改头換面而不是将它廢除。既然竞爭在18世紀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19世紀的法国就不該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东先生不懂得，竞爭的形成同18世紀人們的現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爭变成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眞正現实以外的〕[7]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紀說来是偉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現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魯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說明竞爭的永恒性。他证明，像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門，由于竞爭这一范疇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敗状态。
說什么某些生产部門尚未发展到竞爭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沒有达到資产阶級的生产水平，这簡直是痴人說梦，絲毫不能证明竞爭的永恒性。
蒲魯东先生的全部邏輯总括起来就是：竞爭是一种社会关系，現在我們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們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眞理，他并沒有在邏輯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爭是工业竞賽，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經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規，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經济范疇。
“竞爭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間也沒有分歧。竞爭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見，竞爭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錯誤，正是在于它把竞爭看成社会的傾复。”
竞爭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爭是联合，另一方面，竞爭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見，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資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說的竞爭和联合之間甚至沒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嗎？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現代社会是建立在竞爭之上的。既然他們自己就打算推翻現代社会，他們怎能責备竞爭要推翻現代社会呢？既然他們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爭本身，他們又怎能反而指責竞爭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魯东先生又說，竞爭是壟断的对立物，因此，竞爭不可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見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爭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竞爭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嗎？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資产阶級社会——建筑在竞爭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詞就可以駁倒竞爭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魯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設想，仅仅把竞爭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維护竞爭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剛才我們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魯东先生所理解的竞爭的好的一面。現在我們来談談竞爭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談談它的有害的結果，它的破坏性的、毀灭性的、有害的屬性。
蒲魯东先生为我們描繪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www.xing528.com)
竞爭产生貧困，它酿成內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糾紛，敗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誠实而自由的貿易，甚至也不拿綜合价值、固定而誠实的价格来代替。竞爭使得人人失望，經济学家們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魯东先生所說的竞爭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爭岂不成了資产阶級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嗎？
我們要注意：竞爭对資产阶級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隨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爭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爭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經济状态或一个經济阶段的竞爭，是……主張减低一般生产費用的理論的必然結果。”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
“垄断是竞爭的必然結局，竞爭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壟断。壟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壟断的正当……壟断是竞爭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爭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壟断的思想，因为壟断好像是每一个竞爭的个体的屏障。”
我們和蒲魯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題和反題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誰都知道，現代的壟断就是由竞爭产生的。
一牵涉到內容，蒲魯东先生就得依靠詩意的形象。竞爭曾經把“劳动的每一細小部分”变成“一个好像是独立自主的領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壟断是“每一个竞爭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領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魯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爭产生的現代壟断。但是，大家知道，竞爭是由封建壟断产生的。可見，原来竞爭是壟断的对立面，并非壟断是竞爭的对立面。因此，現代壟断并不是一个单純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个眞正的合題。
正題：竞爭前的封建壟断。
反題：竞爭。
合題：現代壟断；它既然以竞爭的統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壟断，所以就否定竞爭。
因此，現代壟断，資产阶級的壟断就是綜合的壟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壟断。蒲魯东先生把資产阶級的壟断当做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状态的壟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魯东先生在壟断問題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資产阶級壟断的綜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济学教程”32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壟断之間的区别。他說：封建的壟断是人为的，即专橫的；資产阶級的壟断則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魯东先生推論說：壟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經济范疇，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爭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經济范疇。不过，不好的就是壟断的实际和竞爭的实际。更坏的是壟断和竞爭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設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題，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們不仅可以找到竞爭、壟断和它們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这个合題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壟断产生着竞爭，竞爭产生着壟断。壟断資本家彼此竞爭着，竞爭者逐漸变成壟断資本家。如果壟断資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間的竞爭，工人之間的竞爭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壟断資本家来說，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壟断資本家間的竞爭就愈疯狂。合題就是：壟断只有不断投入竞爭的斗爭才能維持自己。
为了辯证地引导出随壟断而来的捐稅，蒲魯东先生向我們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躊躇；走到壟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經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課以賦稅，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給无产阶級并由垄断資本家付給报酬”。
关于这位餓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說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稅使資产者們毀灭以外沒有別的目的，而实际上捐稅正是資产阶級保持統治阶級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說的呢？
为使讀者約略地了解蒲魯东先生对待經济細节的方法，只須說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費稅的規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級。
消費稅只是随着資产阶級統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資本是一种靠直接剝削劳动来維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儉的財富。在它手中消費稅是对那些只知消費的封建貴族們的輕浮、逸乐和揮霍的財富进行剝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問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經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費稅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說：“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財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財致富的人征收捐稅，即向生产征稅。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稅主要落在日益貧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費身上。因此，君主們向工业征稅……比如人头稅和平民財产稅是根据納稅人的假定財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納稅。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費課稅。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納稅。”33
至于捐稅、貿易差額和信用（在蒲魯东先生理性中）出現的邏輯順序，我們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資产阶級在奧倫治公爵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稅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稅制度。
对于蒲魯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稅，在貿易差額、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問題上所做的深謀远虑的推論，这些短短的說明已經足以使讀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評論，甚至是最寬容的評論也不会对专讲这些問題的各章进行认眞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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