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蒲魯东先生的說法，一系列的經济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規律，是一种单純而抽象的范疇。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說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場手工业、大工业必須用一个分字来解釋。如果你們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們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賦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結为蒲魯东先生的范疇，那未免把它們看得太簡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像范疇那样死板絕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紀。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說，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則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貴族，那里則是現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紗大王（cotton lords）。14、15世紀中殖民地尚未出現，对欧洲說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貿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場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賦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疇中是很难推論出来的。
蒲魯东先生說：“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經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規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們常常更多地强調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們的乐观主义；同时沒有一个經济学家反問过自己：一个規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終一貫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呢？无論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沒有一个經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闡明的問題。薩伊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魯东先生所想像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实际上远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別的才賦，与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27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間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沟是分工掘成的。虽然这样，但蒲魯东先生仍在另一处說：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沒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說，似乎让·巴·薩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們听听勒蒙特吧；suum cuique〔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薩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經济学論著中采納了我在論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沒有提到我的名字，毫无疑間是由于我那本书28的标題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釋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特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一卷第245頁）
让我們給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評价吧：他机智地描繪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結果，蒲魯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魯东先生的过錯我們已卷入誰在先的爭論，那末不妨再順便說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門論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闡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門机械技艺中……沒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像会产生錯誤，但是手或脚的习慣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像。所以可以說，在工場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費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将軍可能是十分精通軍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維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試論”1783年巴黎版29）
在結束这一場文献的涉猎的同时，让我們指出一点：我們明确地否认所謂“所有的經济学家常常更多地强調分工的有益方面”。只須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說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魯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詞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說一番。
現在让我們来看看，在蒲魯东先生那里，从分工这种被看做普遍規律、范疇和观念中怎样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疇、这个規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損害蒲魯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風开始襲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級制度。”（蒲魯东，第一卷第94頁）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們想进一步問問，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級制度和特权呢？蒲魯东先生会回答我們說：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魯东先生所謂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辯证的历史，而是比較的历史。蒲魯东先生将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現代的作家和中世紀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紀形成或由中世紀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們。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魯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嗎？不是。他应当向我們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疇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們就会看到蒲魯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論据，我們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蒲魯东先生继續写道：“自灵魂被損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結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間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資就要降低……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們必須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殘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們不打算談这种三段論法的邏輯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謬論。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損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資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損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資完全与被損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魯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責备，便肯定地說，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請問，这种普通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魯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辯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論出貧困，蒲魯东先生假設了現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設由分工产生的貧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貧困的辯证的否定。蒲魯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資微薄的办法惩罰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屬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說它們通过“使劳动者从屬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貶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眞是絕妙的辯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須忘記他剛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組成和划分視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簡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經济范疇。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現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經济范疇。
現在且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卓越的想像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日新月異的机器的不断出現，就是分工的反題，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議。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結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結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在政治經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則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題……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組合劳动者……它把权力原理带人劳动領域……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屬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貶低他，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們現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換之后出現的。”
我們提醒蒲魯东先生一点。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魯东先生以为这种現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爭居于統治地位的現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魯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給我們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譜”。
（1）他假設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錢索向自己說，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現他給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組成一个經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議，要求他們領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繞索。
（4）在工业剛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們，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屬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魯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現在让我們用历史的和經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眞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屬于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題——它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內部結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們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問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預先制定的条規将工作分配給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員。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現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論巨細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調度的时候，現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爭之外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进行的。这些規則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嗎？不是。它們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組織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內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www.xing528.com)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訂为普遍的規則：社会內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內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屬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現在我們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簡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資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应当考察一下，工場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現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紀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們不想讲得太詳細，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說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場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現和美洲貴金屬的輸入而促成的資本积累。
交換手段扩大的結果一方面是工資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潤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換句話說，土地所有者阶級和劳动者阶級，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資本家阶級，資产阶級則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繞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貿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場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場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沒有获得足够重視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屬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16世紀中流浪現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場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場的扩大、資本的积累、各阶級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剝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这就是工場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們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魯东先生所說的那种平等者之間的友好协定。工場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內部。主持現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場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間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殘酷的斗爭。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內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場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門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簡单的操作，而是将許多劳动者和許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資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眞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較大規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許多杂费开支等等。16世紀末17世紀初荷兰的工場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論在16世紀或是17世紀，我們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說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部門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場所，形成一个完全現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場所，行会制度下曾經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現并在作坊內部反映出来。
如果說蒲魯东先生能看見事物的話，他是把它們顛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眞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題，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統一的合題，眞是荒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結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簡化为对一种簡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結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論机器的經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30）
簡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領域內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別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說来，这里既沒有农业分工，也沒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們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vice versa〔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須再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多半是至今我們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場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結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織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絲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5]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业脫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国际交換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門。
蒲魯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現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还用得着說嗎？
当貿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时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們便想到应用18世紀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現就表現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們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訂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廢除，因为，用蒲魯东先生的話来說，再也用不着綜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現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們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魯东先生所說，他們的复原。因此，在18世紀中，工人曾經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統治。
尤尔博士說道：“在阿克萊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紡紗机械（一列沟槽罗拉）……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紀律，使人們拋棄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慣，帮助他們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終如一的規律性运轉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紀律法典并付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萊的高貴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資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魯东先生願意当一个經济学家而暫时放棄“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剛剛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識。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現代工厂里我們所見的分工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別，只須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經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場手工业漸臻完善的偉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別針的生产为例，說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場手工业的每一部門中，如将銅絲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减輕，而其余如針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較困难；由此他得出結論說，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項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資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誤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工厂的工作中几乎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規則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种专門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規則，只須由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間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貴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簡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賦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他就愈是有主見，愈是难于駕馭，因而对机械体系說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給机械体系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損失。因此，現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資本的結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們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两种能力，如果人們在青年时期就把它們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順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別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須經过多年的訓练；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給一个平平常常經过短期訓练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調配他，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調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換显然是違背老規矩的，按照老規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針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針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漸愚鈍……但在平均化原則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調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內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調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內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們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闊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来經訓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貶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經驗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同水平而分工的死板教条，終于为我們开通的厂主們拋棄了。”（安得魯·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經济学”第一卷第一章31）
現代社会內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
勒蒙特說：“我們十分惊異，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詩人、演說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們吃惊。現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籬，把自己束縛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縮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門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魯东先生連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議工人不要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說，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識。这就是蒲魯东先生的綜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綜合运动，这一点誰也不会表示異議。
总括起来說，蒲魯东先生沒有超出小資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現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們回到中世紀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論就形式或实质来說，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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