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且沿着这条迂迴曲折的道路跟蒲魯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規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疇的經济关系先于人們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規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疇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們已經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沒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純理性的辯证运动中的历史。蒲魯东先生談到辯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們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煞。他沒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連法国話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么东西出現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說法是不确切的,无論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經济也是如此。”(蒲魯东,第二卷第102頁)
在蒲魯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魯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实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說明社会关系的順次出現,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再沒有什么历史,也沒有什么观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順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續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魯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絕对的、純粹的和純眞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們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魯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魯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創造眞理”,眞理蘊藏在絕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現眞理。但是直到現在它所发現的眞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經济范疇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現和揭示出来的眞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魯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見对抗因素而未发現綜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絕对理性里面。既然經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眞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疇、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間的实現,因此,它們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現完备的眞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綜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說明,为什么蒲魯东先生想像中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疇跑到另一个范疇,尽管已經有了一整套范疇,但是直到現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絕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綜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3]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設……一个眞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結果在社会經济中展开就像它們作为后果可以在精神上被推論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繹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結果的洪流……为了和諧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論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133頁)(www.xing528.com)
正如以前反題变成消毒剂一样,現在正題将变成假設。但是,蒲魯东先生这种术語上的变換現在再也不能使我們感到惊奇了。人类理性最不純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見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絕对理性中发現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題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題,对它說来都是一个合題,并且被它相当天眞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換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終点,发觉这一切正題和合題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設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論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这里附带說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魯东先生眞正的发現。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設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設立的。通过蒲魯东先生之口讲話的社会天才首先給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經济范疇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眞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別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現这么多特殊的假設,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設”,这个最高的假設就是平等。換句話說,因为平等是蒲魯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話,一切經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結果它們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魯东先生的臆測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現实运动之間。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經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疇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設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設。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經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轉时从来沒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車头,用它拖蒲魯东先生的全部經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純粹理性要好得多。我們这位著者在論捐稅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說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銷售市場。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須把耕地变成牧場。要这样做就必須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須消灭世襲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連不断地变成牧場,結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現在你們說,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們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們这个世紀所特有的。但是,說以往各世紀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資料等等都是为实現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們这个世紀的人和生产資料当做过去世紀的人和生产資料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經济学家們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說来是成品,对乙說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們同蒲魯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說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負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們就是把目的和人換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滿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魯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現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們就介紹他看一看維尔紐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經济学历史”26,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經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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