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魯东先生的辯证法及经济范疇的次序问题

“在絕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簡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們只有靠我們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眞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辯证的图形为轉移，而且不受我們智慧的种种組合的束縛。”（蒲魯东，第二卷第97頁）

这样，一个急轉弯（現在我們才知道其中奧妙）就使政治經济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蒲魯东先生的話从来沒有說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辯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結为簡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結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疇用作另一个范疇的消毒剂，那末范疇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沒有內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疇，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疇。范疇的順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辯证法已不是絕对理性的运动了。辯证法沒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純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魯东先生談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疇的邏輯順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适应时間次序的历史，即蒲魯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疇在其中出現的历史順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辯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現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辯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魯东先生的辯证法背棄了黑格尔的辯证法，于是蒲魯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說明經济范疇的次序和这些經济范疇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經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魯东先生給了我們什么呢？是現实的历史、即蒲魯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疇适应着时間次序在其中出現的那种順序嗎？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嗎？更不是。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范疇的世俗历史，也沒有給我們范疇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給了我們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們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們怎样拖着蒲魯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說明的引子）之前，我們应当再作一个比較次要的說明。(www.xing528.com)

我們暫且和蒲魯东先生一同假定：現实的历史，适应时間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种历史順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紀，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紀。推其因果，我們应当說，不是原理屬于世紀，而是世紀屬于原理。換句話說，不是历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們再进一步自問一下，为什么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样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討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紀中人們的現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当成他們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們就是迂迴曲折地回到眞正的出发点，因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魯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迴曲折的道路上緩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