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們論述的不是适应时間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順序的历史。各經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現，有时候又是顛倒的……不过，經济理論有它自己的邏輯順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經济理論的这种次序，如所預期的那样，已被我們发現了。”（蒲魯东，“貧困的哲学”第一卷第145和146頁）
蒲魯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詞句扔向法国人，毫无問題是想吓唬他們一下。这样一来，我們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魯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魯东先生和其他經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魯东先生的政治經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經济学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币等資产阶級生产关系說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疇。蒲魯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这些范疇、原理、規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經济学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沒有說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魯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疇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們在每一篇政治經济学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一下次序就行了。經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潑的生活；蒲魯东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疇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历史发展，既然我們只希望在这些范疇中看到观念、不依賴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們就只得到純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純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們具有蒲魯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們就会說，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沒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沒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沒有自己可与之結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顛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結合——安置、对置、結合。用希腊語来說，这就是：正題、反題、合題。对于不懂黑格尔語言的讀者，我們将告訴他們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請蒲魯东先生不要見怪），然而却是脫离了个体的純理性的語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說話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沒有个体的純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談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邏輯范疇，这用得着奇怪嗎？如果我們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結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結果就只有空間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間的向度抽去，最后我們就只有同純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邏輯范疇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嗎？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謂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邏輯范疇。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說，我們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邏輯范疇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們自己看来，这种說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邏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邏輯不邏輯；而哲学家那里則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經过抽象都可以归結为邏輯范疇，因而整个現实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創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給我們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們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邏輯范疇一样，我們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純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純粹邏輯公式。既然我們把邏輯范疇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設想，我們在运动的邏輯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絕对方法，它不仅說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絕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說过：(www.xing528.com)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絕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現和认識自己的意向。”（“邏輯学”第三卷24）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結为邏輯范疇，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結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結論，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結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魯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經济学上如法泡制。
那末，这种絕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純粹邏輯公式或者純理性的运动。純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結合，就是它把自己規定为正題、反題、合題，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疇呢？这已經是理性自己及其辯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題安置下来，这个正題、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題中的对抗因素的斗爭，形成辯证运动。“是”轉化为“否”，“否”轉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們的合題。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題。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簡单的范疇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辯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題。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們的合題。
正如从簡单范疇的辯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辯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辯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經济学的范疇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經济学的邏輯学和形而上学，換句話說，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經济范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这种語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疇似乎是剛从充滿純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疇单凭辯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織。請讀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疇、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魯东先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頂峰，可是他从来沒有超越过头两級即簡单的正題和反題，而且这两級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們談的只是黑格尔的辯证法。下面我們要看到蒲魯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現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沒有“适应时間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設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絕对方法把所有人們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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