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劳动剩余与社会规律

“在政治經济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荒謬的假設：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增加一倍……好像一切物品的价格并不是物品間的比例，好像人可以使比例、比率或者規律增加一倍！”（蒲魯东，第一卷第81頁）

經济学家們之所以陷入这种謬誤，是由于他們不会应用“比例規律”和“构成价值”。

不幸得很，在蒲魯东先生自己的著作（第一卷第110頁）中也能看到这种荒謬的假設：“如果工資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不仅如此，在政治經济学的著作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这样的話，同时还可以找到它的說明。

“当說到一切物品价格的漲跌的时候，通常总是把某种商品除外的；这种商品通常是貨币或劳动。”（“京都百科全书，或知識大辞典”1836年倫敦版第六卷中西尼耳所著“政治經济学”条18。关于这种說法，也可参閱：約·斯·穆勒“略論政治經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問題”1844年倫敦版，以及图克“价格史……”1838年倫敦版19）

現在我們来談談“构成价值”和其他此例性（它們唯一的缺点是缺少比例）的第二种应用，并且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在这里的做法是不是比企图把綿羊說成貨币更幸福些。

“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个定理是經济学家們公认的。这个原理对我来說是普遍的和絕对的眞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經济科学总結的比例規律的必然結果。但是請經济学家們原諒，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們的理論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蒲魯东）

为了证明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蒲魯东先生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組成的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这些規律与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有“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普通的人的理性，而是丧失理智的理性。蒲魯东先生責备經济学家們不了解这种集合体的个性。美国有一位經济学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責备別的經济学家，我們认为有必要引用他的一段話来和蒲魯东先生的話作对照：

“人們給被称为社会的精神实体（the moral entity）——即文法的存在（the grammatical being），硬加上一些实际上只存在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們的想像中的屬性……这就在政治經济学中引起許多困难和可悲的誤解。。”（托·庫伯“論政治經济学的要素”1826年哥倫比亚版20）

蒲魯东先生继續說道：

“劳动剩余这一原理对于个人之所以正确，只是由于这一原理产生于社会，社会因此以自己的規律加惠于个人。”

蒲魯东先生是否只是想說明，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孤独的个人的生产？他是否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沒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如果是的話，我們可以給他指出几百个沒有求助于蒲魯东先生的那种神秘主义但却表明了这种簡单眞理的經济学家。例如薩德勒先生就說过这样的話：

“联合劳动产生出个人劳动决不能达到的結果。因此，随着人类在数目上的增加，人类联合劳动的产品将远远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簡单加算所得出的总額……今天，无論在机械技术中或科学工作中，一个人一天所做的事情比孤独的个人一生所做的还要多。全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数学定理，如果应用到我們所考察的对象上来就会錯誤。至于劳动即人类生存的偉大支柱（the great pillar of human existence），那末可以說，共同努力的产品要远远超过个人的和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一切。”（托·薩德勒“人口的規律”1830年倫敦版21）

我們再回来談談蒲魯东先生。他說，劳动剩余在作为人的社会中得到了說明。这种人的生活所服从的規律，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規律相对立的；蒲魯东先生想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經济方面的新发現决不会給发明者带来和他貢献給社会相等的利益……大家知道，铁路企业为企业主提供的財富远不如为国家提供的多……兽力車运輸的运費（包括装卸費用在內）平均每吨公里为18生丁。有人算过，照这种比率，普通的铁路企业就得不到10%的純利，这和兽力車运輸企业的結果差不多一样。但是假定铁路运輸的速度和兽力車运輸的速度是4比1；由于对社会来說时間就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运费一样，铁路运輸所提供的利益就是兽力車运輸所提供的400%。然而这种对社会来說非常現实的巨大利益，对运輸企业主来說却决不能按同样的比例获得实現，运輸企业主使社会得到400%的利益，而自己却連10%的利益也得不到。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我們假定实际上铁路运費提高到25生丁，而兽力車运輸的运費仍然是18生丁，这时铁路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貨生意。所有的发貨人和收貨人都将重新使用旧时的行李車，必要时甚至使用馬車。机車就会被棄置不用，400%的社会利益将因35%的私人損失而牺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铁路运貨迅速所带来的利益完全是社会的，每人所得到的利益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不要忘記，目前只談运貨問題），而損失对于消费者却是直接的具体的。假定社会只有100万人，那末等于400的社会利益对个人来說就是万分之四，而消費者遭受的33%的損失却决定了3300万的社会亏損。”（蒲魯东）

蒲魯东先生还可以用原始速度的400%来表明四倍的速度；但是他拿速度的百分比和利潤的百分比来比較，并且在这两种单独可以用百分比来計算但相互不可比的比数之間来确定比例，这就是不管百分比指的是什么，而在百分比之間求比例。

百分比終究是百分比。10%和400%是可以相比的；两者的关系就像10和400一样。因此蒲魯东先生就断言，10%的利潤只及四倍速度的四十分之一。为了装飾門面，他又說，对社会来說，时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他之所以犯这个錯誤，是因为他模糊地想起在价值和劳动时間之間存在着某种关系，就急急忙忙把劳动时間和运輸时間等同起来，就是說他把某些司炉、車务員以及乘务員（他們的劳动时間确实和运输时間完全一致）和整个社会混为一談了。这样，速度一下子就变成了資本，他有充分理由說：“400%的利潤将因35%的損失而牺牲。”他先以数学家的姿态确立了这个奇特的原理，然后又从經济学家的观点来給我們解釋这个原理。

“如果社会只有一百万人，那末等于400的社会利潤对个人来說就只是万分之四。”就算是这样；可是問題不在于400，而在于400%；400%的利潤对个人来說不多不少恰好是400%。无論資本多少，而紅利总是按400%的比率来計算。蒲魯东先生究竟要做什么？他把百分比当做資本，似乎唯恐他的混乱思想表現得不够清楚，不够“明显”，所以继續說：

“而消费者遭受的33%的損失却决定了3300万的社会亏損。”对一个消費者是33%的損失，对一百万个消费者来說仍旧是33%的損失。蒲魯东先生既不知道社会的資本总額，又不知道当事人个人的資本額，他怎么能确切地說，損失为33%的时候，社会亏損会达到3300万？蒲魯东先生还不滿足于把資本和百分比混为一談，而且更进一步，把投入企业的資本和对資本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数目混为一談。

“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假定在实际上”有一笔确定的資本。社会利潤是400%，要在一百万个每人曾拿过一个法郎的参与者之間分配，那末每人可得四个法郎，而不是像蒲魯东先生所說的0.0004法郎。同样，每个参与者遭受33%的損失，社会亏損是33万法郎，而不是3300万法郎（100∶33＝1000000∶330000）。

蒲魯东先生专心致力于他的作为人的社会的理論，忘記了用100来除，因此蒙受了33万法郎的損失。但是每人得到4法郎的利潤，对于社会来說就是400万法郎的利潤。因此，社会还留下367万法郎的純利潤。这种精确的計算所证明的和蒲魯东先生企图证明的恰恰相反，就是說，社会的損益和个人的損益决不是成反比的。

糾正这种簡单的純粹算术上的錯誤以后，我們再来看看，如果我們同意蒲魯东先生以铁路为例所得出的速度和資本的关系，去掉算术上的錯誤，会得出什么結果。假定說，运輸加快四倍，运費也增加四倍，那末这种运輸的利潤，不会少于那种速度慢四倍而运費只有四分之一的兽力車运輸的利潤。这就是說，如果兽力車运輸要18生丁，那末铁路运輸就得72生丁。根据“数学的严密性”，蒲魯东先生的假設的結果就会是这样，——当然这里也得去掉他在計算中的錯誤。可是他却非常突然地告訴我們說，如果铁路运輸不要72生丁，只要25生丁，它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貨生意。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重新用行李車甚至馬車来运輸。我們唯一要忠告蒲魯东先生的，就是他在“进步的联合体的綱領”中不要忘記用100来除。但是很可惜！我們的忠告很难希望得到傾听，因为蒲魯东先生如此醉心于他那种适合于“进步的联合体”的“进步的”計算，他甚至大声疾呼地喊道：

“我在第二章中讲到解决价值的矛盾时已經指出，每一种有用的发現給予发明者的利益（不論他怎么做）都比給予社会的利益少得不可比拟；在证明这一点方面，我已做到数学的严密性！”

現在，我們回到作为人的社会这一臆想上来，这个臆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如下一个簡单的眞理：每种新的发明都使产品的交換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換价值，而是它凭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发明者，他的利潤在竞爭的影响下不断下降到利潤的一般水平。蒲魯东先生有沒有照他所想的那样证明了这个論点呢？沒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責难經济学家們沒有证明这个論点。为了证明事实恰好相反，这里只要引用李嘉图和罗德戴尔的話就够了。李熹图是用劳动时間确定价值的学派領袖；罗德戴尔則是供求确定价值的一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們两人都闡明了同一个論点。

“我們使生产越来越方便，因而以前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不断降低，虽然我們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加国民財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一旦我們利用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識使自然力从事以前人做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換价值也就隨着降低。如果推动一个面粉磨要用十个人的劳动，后来发現可以利用風力或水力节省下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时磨子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会随节省的劳动量成比例地下降；而社会将因获得这十个人的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而更为富裕，因为維持他們生活的基金絲毫不会减少。”（李熹图）

現在再看看罗德戴尔是怎么說的：

“資本的利潤經常是这样获得的：或者由于資本代替了人类必須亲手去做的一部分劳动，或者由于資本做了超乎人力之外和人所不能为的那种劳动。如果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价格比較起来，机器所有者通常得到的利益是微薄的，这也許会使人怀疑我們的看法是否正确。例如，一架蒸汽抽水机一天內从煤坑中抽出的水比三百个人用水桶背水还要多；而且毫无疑問，抽水机花的費用要少得多。一切其他的机器也都如此。机器代替人的双手进行劳动，而代价却非常低廉……假定說，有个发明家发明了一架代替四个人劳动的机器并获得专利权；由于他有这种特权，所以除了被他的机器代替的那部分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竞爭以外，他不可能有別的竞爭。显而易見，在特权的有效期間，这些工人的工資就是发明家出售产品时定价的标准；这就是說，发明家为了保证产品的銷售，他的索价只要略低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的工資就行了。可是这个特权一滿期，同样的机器就会出現，和他的机器展开竞爭。那时他就必須根据共同的原則調节他的索价，要根据机器增多这一情况索价。使用資本所获的利潤……虽然它也是被代替的劳动的結果，到底并不是由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調节，而是像在所有其他情形下一样，由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竞爭来調节；而竞爭的强弱总是由某項用途的資本的供应量和对該項資本的需求之間的关系来确定。”

总之，只要新的生产部門的利潤高于其他部門，那末資本就經常会涌向这个部門，直到利潤率跌至一般水平为止。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铁路的例子很难闡明作为人的社会这样一种臆想。可是蒲魯东先生却仍然勇敢地继續发表他的議論：

“这一点一經說明，要解釋为什么每个生产者的劳动必然給生产者一种剩余，是再容易不过的。”

再接下去，就是有关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这是富有詩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数学证明的严密性而疲憊不堪的讀者得到体息。蒲魯东先生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給予作为人的社会，并且用以下的話来歌頌他的功績：

“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閑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二次創世的第一天）起，他的产品，即他的財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产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发明机器，发現物体的新的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来說消費就是生产，因此每天的消費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

蒲魯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眞是怪物！他无論在邏輯上或政治經济学上都是軟弱无力的。如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訓我們說：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并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但是只要普罗米修斯一談起生产和消費，他就完全变成可笑的人物。对他来說消費就是生产；他在第二天消費的是前一天生产的东西，因此他經常有一天的儲备；这多余的一天就是他的“劳动的剩余”。但是既然今天消費昨天生产的东西，那末在沒有前一天的最初第一天，普罗米修斯为了使以后有一个工作日作为儲备就必須做两天的工作。但是在第一天，当时既沒有分工、又沒有机器，除了火以外也不知道別的自然力量，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剩余的呢？因此，如果問題扯到“第二次創世的第一天”上去，那就寸步难行了。这种說明現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它使蒲魯东先生完全有权說：(www.xing528.com)

“我已用理論和事实证明一切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一原理。”

所謂事实，就是那大家知道的累进算法；所謂理論，就是那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話。

蒲魯东先生接着說：“但是这个像算术定理那样正确的原理，还远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現的。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的产品随着集体劳动的进步而不断增加，其結果必然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資和以前一样，但生活却日益富裕。然而我們看到的却是，社会上某些阶层日益富裕，而另一些阶层則死于貧困。”

在1770年，大不列顛联合王国的人口是1500万，其中生产人口是300万。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力大約相当于1200万人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总額是1500万。所以生产力和人口的比例是1∶1，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4∶1。

在1840年，人口沒有超过3000万，其中生产人口是600万，但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已达6亿5000万人的生产力，和总人口的比例是21∶1，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108∶1。

可見，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間增加了2700%，即1840年每天所生产的是1770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魯东先生的說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英国工人在1840年时并不比1770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問題就是說，英国人即使沒有生产这种財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資本的积累、現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爭、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話，沒有建立在阶級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財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級存在，其中一些阶級日益富裕，另一些則死于貧困。

但是蒲魯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級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沒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說既沒有工厂也沒有分工，总之，沒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給他的一切东西。

如果在理論上，像蒲魯东先生那样，只是对劳动的剩余的公式加以平均主义的解釋而不必注意現代的生产条件，那末在实踐中，只要把現有的一切財富平均分配給工人們也就够了，不必改变現代的生产条件。这样的分配当然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

可是蒲魯东先生决不是一般所設想的悲观論者。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都归結为比例性，所以在現在实存的普罗米修斯中，即在現代社会中，他不能不看到他所寵爱的那个观念在开始实現。

“但是財富的日益增加（即价值的比例性）到处都是統治的規律；当經济学家們用公共福利日益增长和最貧困阶級的状况也获得改善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申訴的时候，他們在不自觉中宣布一項眞理，这个眞理是对他們的理論的譴責。”

实际上，所謂集体財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資产阶級的財富，而不是每一个別資产者的財富。經济学家們只不过证明了：在現存的生产关系中，資产阶級的財富已經增长并应继續增长。至于工人阶級，那就大有問題；他們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謂的社会財富的增加得到改善还是疑問。經济学家們为了替自己的乐观主义作辯护，就拿英国的棉紡織工业工人为例，他們所看到的只是难得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人的情况。这个繁荣时期和危机及停滞时期的“正确的比例”关系是3∶10。也許經济学家們所談的改善是指那些为了使同行的150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島的几百万工人吧？

至于临时分享社会財富的增长，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临时分享的事实已由經济学家的理論加以說明。这一事实是这个理論的确认，而决不是像蒲魯东先生所說的那样，是对理論的“譴責”。如果有什么东西应当受到譴責的話，毫无疑問，那就是蒲魯东先生的体系，像我們所指出的，它不管財富的增长却要把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只有把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蒲魯东先生才能应用价值的正确比例性的原則，即劳动时間“构成的价值”的原則。正是由于竞爭使工資时高时低于維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內（即使微不足道）分享社会財富的增长；但正因为如此，他們也可能死于貧困。这就是在这方面沒有任何幻想的經济学家們的全部理論。

蒲魯东先生节外生枝地长期糾纏于铁路、普罗米修斯和应当在“构成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改組新社会的問題之后，現出十分庄重的神情，他激动地以教訓人的口吻大声喊道：

“我恳求經济学家們暫时摆脫心灵深处那些迷惑他們的成見，不要考虑他們既得的或者希望获得的职位，不要考虑他們为之献身的利益，也不要考虑他們所追求的称贊和誘惑他們虚荣心的声誉，反躬自問一下，到目前为止，以我所說明的前提和結果这一环节来說，任何劳动必然留下一些剩余这个原理曾出現在他們面前嗎？”

【注释】

[1]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2]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3]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4]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5]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6]大家知道，李嘉图用“制造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商品价值。但是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因此也包括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統治的交換形式造成这样的情况：这种价值不是直接被表現在劳动量上，而表現在其他的商品量上。李嘉图把表現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无論是不是貨币都一样）上的商品价值叫做这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交版上加的注）

[7]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資的最低額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續后代所絕对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論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844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級状况”9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論点的。拉薩尔借用了我們两人的这个論点。虽然工資实际上經常有接近最低額的趋势，但上述論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糾正了上述論点（見“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闡明了在資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規律”）。——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8]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約合1800公升。——編者注

[9]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10]在1876年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劳动”后面添上了“劳动力”一詞。1896年的法交版上也加上了这一詞。——編者注

[11]尤維納利斯“諷刺集”。——編者注

[12]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13]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14]和任何其他的理論一样，布雷先生的这个理論也得到了一些受它假象蒙蔽的拥护者。在倫敦、設菲尔德、里子以及英国其他的許多城市中都曾設立过劳动产品公平交換所〔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rs〕。这些交換所吸收了大批資本以后都遭到可耻的破产。这批拥护者对它們也就永远失去了兴趣。蒲魯东先生可要注意这个警告！（馬克思原注）
大家知道，蒲魯东并沒有接受这个警告。1849年他在巴黎也企图开办一个新的交換銀行。但是这个銀行还沒有开始正常活动就垮台了。对蒲魯东的审訊掩飾了这个銀行的垮台。——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15]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