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综合价值构成

“（交換）^[4]价值是經济結构的基石”。“构成”价值是經济矛盾体系的基石。

蒲魯东先生在政治經济学中的全部发現——“构成价值”是什么呢？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間。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間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貨币表現。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現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間所构成的价值。

像亚当·斯密发現分工一样，蒲魯东先生也自以为发現了“构成价值”。当然这个发現中并沒有“什么聞所未聞的东西”，但是也应該承认，在經济学的任何一个发現中都沒有什么聞所未聞的东西。蒲魯东先生虽然感觉到他的发現非常重要，但是“为了使讀者对他自以为独創的东西放心，并为了迁就那些由于懦怯而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們”，他极力縮小这个发現的意义。但是当評价他的每一个前輩在确定价值方面所作的貢献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并大声宣称，在这方面，最大最多的一份应归功于他。

“亚当·斯密已經模糊地看出了价值的綜合观念……但是在他那里，这种价值观念完全是直觉的，而社会并不因信仰直觉就改变自己的习慣；只有事实的权威能使社会信服。必須使二律背反获得更明确的表現，而让·巴·薩伊就是这个二律背反的主要解釋者。”

总之，亚当·斯密有模糊的直觉，让·巴·薩伊有二律背反，蒲魯东先生則有构成着的和“构成了的”眞理，这就是发現綜合价值的完整历史。但是不要弄錯，所有其他的經济学家，从薩伊到蒲魯东，都只不过躑躅在二律背反的老路上。

“四十年以来，这么多有思想的人都为这样一个簡单的观念而煞費苦心，这眞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价值之間虽然沒有任何共同点和任何度量单位，但也在被比較。这就是19世紀的經济学家不接受平等的革命理論，却不顾一切地力图证明的一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說呢？”（第一卷第68頁）

突然受到这样追問的后人首先就会对年代感到困惑。他們必然会提出这样的問題：难道李熹图和他的学派不就是19世紀的經济学家嗎？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則建立起来的李嘉图的体系，創始于1817年。李嘉图是复辟时期7以来在英国占統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領袖。李熹图的学說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現代資产阶級典型的整个英国資产阶級的观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說呢？”他們总不会說蒲魯东先生完全不知道李嘉图，因为蒲魯东談起过李嘉图，談得不少，还常常引用他，可是結果却把他的学說說成是“廢話連篇”。如果后人有一天过問这件事，他們也許会說，蒲魯东先生怕激起讀者的反英情緒，所以情願自己充当李嘉图观念的負責发行人。李熹图已科学地闡明作为現代社会即資产阶級社会的理論，蒲魯东先生却硬把它当作“将来的革命理論”；李熹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換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魯东先生却把它当做效用和交換价值之間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无論如何，后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了。我們干脆撇开后人不談，让蒲魯东先生和他的前輩李嘉图来对质一下。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著作中总括他的价值学說的几段話：

“效用不是交換价值的尺度，虽然它对交換价值是絕对必要的。”（“政治經济学……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奧譯自英文，1835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頁）

“东西本身一旦被认为有效用，那末这东西就从两个来源，即从东西的稀少和从获得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劳动量中取得交換价值。有些东西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稀少。因为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們的数量，所以它們的价值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珍貴的雕像和繪画等就屬于这类东西。它們的价值只取决于想占有这种物品的人的財富、趣味和癖好。”（同上，第一卷第4頁和第5頁）“但是这种商品在市場上每日流轉的大多数商品中只占极少部分。因为人們想占有的絕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靠劳动获得的，只要我們願意为生产这些东西花費必需的劳动，它們的数量就会不仅在一个国家中，而且在許多国家中增加到几乎无可限量的程度。”（同上，第一卷第5頁）“因此，当我們談到商品、商品的交換价值和調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則时，我們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爭可以刺激它們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第一卷第5頁）

李嘉图引用亚当·斯密的話，他认为亚当·斯密“很精确地規定了一切交換价值最初的来源”（参看亚当·斯密著作第一卷第五章8）。然后他又补充說：

“这（即劳动时間）^[5]就是一切东西（除了人的劳动不能随便增加的东西以外）的交換价值的基础，这个学說对政治經济学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門科学中，再沒有比‘价值’这个名詞的含义不精确和含糊不清而造成更多的錯誤和意見分歧的了。”（第一卷第8頁）“如果商品的交換价值由体現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那末这种劳动量的任何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在生产时花费了这种劳动的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任何减少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第一卷第8頁）

李嘉图接着責备亚当·斯密，說他：

（1）“除劳动以外又給价值提出了別的尺度：有时是粮食的价值，有时是用这种东西可以购买的劳动量”等。（第一卷第9、10頁）

（2）“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原則，但是对这个原則的运用却只限于資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前的社会的原始和粗野的状态。”（第一卷第21頁）

李熹图极力证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而資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費的劳动比較量决定的）只起暫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命題，他創立了有名的地租論，把資本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最后，他在資本里除了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沒有看到。他接着又发揮了整套的工資和利潤理論，并且证明，工資和利潤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沒有忽略資本积累、資本在性质上的差別（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以及工資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这些問題就是李嘉图所注意的主要問題。

他說：“节省劳动（无論是节省制造物品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还是节省为形成这种生产中使用的資本所必要的劳动）常常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值^[6]。”（第一卷第28頁）“因此，只要一天的劳动一直使甲得到同量的魚，使乙得到同量的野味，那末无論工資和利潤的变化怎样，資本积累所起的作用怎样，相互交換时价格的自然率始終是一样的。”（第一卷第32頁）“我們把劳动看做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換的商品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但是我們也不想否认，商品的市場价格偶而也会暫时脫离商品的这个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的。”（同上，第一卷第105頁）“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費用来調节，而不是像一般所說的由供求关系来調节。”（第二卷第253頁）

罗德戴尔勛爵根据供求規律，或者說根据供多于求或供少于求的規律探討交換价值的变化。他以为，物品的价值在物品的数量减少或需求增加时就会提高；这个价值因物品的数量增加或因需求减少时就会下降。因此，物品的价值在八种不同原因的影响下都会发生变化，其中四个原因和物品本身有关，另四个原因和貨币或作为这种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其他商品有关。下面是李嘉图对这种观点的駁斥：

“个人或公司所壟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勛爵确定的規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間引起竞爭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們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費用的增减。”（第二卷第259頁）

我們让讀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簡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語言和蒲魯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間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較一下。

李嘉图給我們指出資产阶級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魯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談，而“煞費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謂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現实运动的理論表現）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現社会当做出发点，給我們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魯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魯东先生的說法，构成价值应当繞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計方法已經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熹图看来，劳动时間确定价值这是交換价值的規律，而蒲魯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綜合。李嘉图的价值論是对現代經济生活的科学解釋；而蒲魯东先生的价值論却是对李嘉图理論的烏托邦式的解釋。李嘉图从一切經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釋一切現象，甚至如地租、資本积累以及工資和利潤的关系等那些驟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現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眞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論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魯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設再度发現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經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現成例子，作为实現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見本章第三节“构成价值的应用”）

現在来談談蒲魯东先生从（由劳动时間）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結論。

——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創造的产品是等价的。

——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說，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沒有质的差別。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換。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間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換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現的。

这些結論是不是由劳动时間所“构成”或决定的价值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結果呢？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結論說，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資也由生产工資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資，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間来决定的。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費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結果也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維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們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結果工資也会下降。”（李嘉图，第二卷第253頁）

当然，李嘉图的話是极为刻蒲的。把帽子的生产費用和人的生活費用混为一談，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家，像德罗茲、布朗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語言的礼节来证明他們比英国的經济学家們高明，从而得到天眞的滿足；如果他們責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詞刻薄，那是由于他們不乐意看到把現代經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資产阶級最大的秘密戳穿。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間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維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給工人活命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間。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資的最低額^[7]。如果工資的市場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蒲魯东先生推崇为原則的价值規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抗。但是工資的最低額始終是工資市場价格趋向的中心。

因而，由劳动时間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現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魯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級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論”。

現在我們来看看，把劳动时間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現存的阶級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

我們就拿一种产品例如麻布来說。这种产品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劳动量。无論参加制造这种产品的人們的相互地位起什么变化，这种劳动量始終是一样的。

再拿别的产品例如呢絨来說，并假定生产呢絨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生产麻布的劳动量相等。

如果这些产品互相交換，那就是相等的劳动量在交換。这种等量的劳动时間的交換并沒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沒有任何改变一样。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間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換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說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換以前就存在了。当呢絨和麻布进行交換的时候，呢絨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們以前在呢絨上所占有的那一份。

蒲魯东先生的謬誤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沒有根据的假設看做結果。

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把劳动时間当做价值尺度，那末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

暫且假定，一个首飾匠的劳动日和一个織布工人的三个劳动日是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首飾品对紡織品比值的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供求变动的暫时結果，就必然是由于两种生产的劳动时間有所增减。如果不同的劳动者的三个劳动日相互的比例是1∶2∶3，他們产品的相对价值中的一切变化也会是这个比率，即1∶2∶3。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間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爭。

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爭来解决的問題。

据一个美国經济学家的意見，竞爭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簡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簡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簡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問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簡单劳动已經成为生产活动的樞紐。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屬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漸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車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該說，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說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間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間的体現。現在已經不用再談质最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魯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現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沒有什么差別；工人彼此間的区别，只是他們在劳动中所化的时間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別也成了质的差別，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間一方面是取决于純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別；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純粹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鎮靜和勤恳。最后，如果說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別，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輕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現代工业的情况。而蒲魯东先生却把他打算在“将来的时代”中普遍实現的“平均化”的刨子用到机器劳动中早已实現的这种平等上。

蒲魯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說中引伸出的一切“平等”的結論，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謬誤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談。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攪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說，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为了更清楚地說明上面这点，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行了。

如果一个繆伊^[8]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現在值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說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繆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末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換句話說，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現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經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論证中打轉，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

毫无疑問，蒲魯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談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間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他說：“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說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费用和工資也混为一談了。

“工資是什么？这是粮食等的成本，这是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說，工資是构成財富的各要素的均匀配合。”

工資是什么？这就是劳动价值。

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間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錯誤，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別。蒲魯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錯誤。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魯东先生却把两者混而为一。

蒲魯东先生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进而找出工人們应分得的产品的正确比例，或者換句話說，为了确定劳动的相对价值。为了确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除了把一定劳动量所創造的产品总額当做它的等价物外，他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这就等于說，似乎整个社会仅仅是由以工資形式領得自己的产品的直接劳动者所組成。此外，他还把各种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日的价值相等当做既成事实。总而言之，他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找出劳动者的平等报酬，他把工資的平等当做已經完全确定的事实，是为了根据这种平等去找出商品的相对价值。多么奇妙的辯证法！

“薩伊和追随他的一些經济学家們指出說。劳动力是一种其本身价值尚待确定的东西，是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如果把劳动当做价值的原則和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堕入循环論证中了。我可以說，这些經济学家的这种說法表現了极大的疏忽。人們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們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比喻說法。它和資本的生产率一样，是一种臆想。劳动在生产，資本有价值……所謂劳动价值，是一种簡略的說法……劳动像自由一样……按其本质来說是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它的性质在其对象中是确定的；換句話說，劳动通过它的产品而成为实在的东西。”

“然而何必坚持呢？因为經济学家（讀做蒲魯东先生）^[9]既要改变事物的名称，vera rerum vocabula〔事物的眞正名称〕，就是默认自己无能，逃避問題的討論。”（蒲魯东，第一卷第188頁）

由此可見，蒲魯东先生把劳动价值变为产品价值的“实际原因”，因为他以为工資（“劳动价值”的正式名称）构成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正因为如此，薩伊的反駁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現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簡略。这就是說，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現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詩文和比喻性的用語上了。如果社会願意“排除”使它煩恼的“一切麻煩”，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說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請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蒲魯东先生认为必須在政治經济学的著作中大事議論語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例如，他老是摆出一付学者的面孔，反对把servus〔奴隶〕这字解釋成起源于servare〔保护〕那种陈旧的說法。这种語文学的議論具有深刻的意义，神秘的意义，这些議論构成蒲魯东先生論证的重要部分。

由于劳动^[10]被买卖，因而它也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也有交換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物一样。

劳动“值”多少取决于食物的貴賤，取决于劳动人手供求量的大小等等。

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质由对象来确定，而且对象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

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們要买它呢？“由于人們认为劳动中隐含着价值”。但是当人們說某个东西是商品时，那这里所指的就已經不是购买它的目的，就是說，不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的效用，不是指想拿它做什么用了。它成为商品是由于它是交易对象。蒲魯东先生的一切議論总結起来不外是：劳动不是作为直接的消費对象才被购买。当然不是的，人們购买它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像购买机器一样。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蒲魯东先生也可以这样說，根本不存在任何商品，因为购买任何商品只是为了它的某种效用，而决不是由于它是一种商品。

蒲魯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籠統地认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下。他預感到，这样說就是承认工資的最低額是直接劳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現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个倒霉的結論，他就掉轉头来說，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了自己就曾經把劳动的价值当做尺度；他忘了他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买卖和交換各种产品的交易对象——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作为工人收入的直接源泉——劳动的基础上。他忘了一切。

为了挽救他的体系，他决心牺牲体系的基础。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基！﹞^[11]

現在我們得出了“构成价值”的一个新的定义：

“价值是构成財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首先我們說，在“相对价值或交換价值”这个簡单的用語中已經包含着产品互相交換的某种关系的概念。把这种关系叫做“比例性关系”，除了名称以外，意思根本沒有改变。产品的价值无論怎样漲跌，絲毫不会使这种产品失去它和构成財富的其他产品形成某种“比例性关系”的那种特性。

这个新术語并沒有新概念，要它做什么呢？

“比例性关系”使人联想到許多其他的經济关系，例如生产的比例性，供求之間的适当比例等；而蒲魯东先生在以訓人的口吻解釋交換价值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一切的。

首先，由于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每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比較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比例性关系就是表示在一定时間內所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換的产品的相对量。

让我們再看一看蒲魯东先生从这个比例性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說，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們剛才所解釋的比例性关系。蒲魯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顛倒了。他說：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費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順利地进行交換，而产品的市場价格也就会恰好表現产品的眞正价值。一般人都这样說：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許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魯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

被蒲魯东先生当做由劳动时間先天决定交換价值中所得出的結果，大概只能用下面这种規律来說明：

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費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間来交換。不論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換应当永远像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就让蒲魯东先生来担任制定和貫彻这样一个規律好了，这里我們并不要求他提出证据。可是他如果想以經济学家的身份，而不是立法者的身份来为自己的理論辯护，那末他就应当证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时間恰好表明了商品的效用的程度，而且表示了商品对需求的比例性关系，因而也表明了商品对財富总額的此例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品按照等于生产費用的价格出售，供求就会永远保持平衡；因为生产費用被认为是表示供求的眞正关系的。(www.xing528.com)

蒲魯东先生确实力图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間說明它和需要的眞正关系，所以在生产上花費时間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根据这个理論，生产奢侈品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社会有多余时間来滿足某种奢侈的需要。

至于这种論点的证据，蒲魯东先生是这样說的：根据他的观察，生产最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間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輕便的生产部門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轉到生产那些化費劳动时間最多并适合更高級需要的东西”。

蒲魯东先生从社諾瓦耶先生那里借用了采捕（如采集果子、牧放、狩猎、捕魚等）这一最簡单、花費最少的工业作为例子；人类的“第二个創造的第一天”就是从这种工业开始的。他的第一个創造的第一天則記載在創世紀中，它告訴我們上帝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家。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魯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阶級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沒有对抗就沒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級对抗的規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說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級对抗，顛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說：因为在罗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鰻魚，所以說全体罗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馬人民連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馬的貴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鰻魚飼料的奴隶。

生活用品的价格几乎不断上升，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几乎不断下降。就拿农业来說，最必需的东西，如粮食、肉类等的价格不断上漲，而棉花、食糖、咖啡等的价格却以惊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就在眞正的食品中，如朝鮮薊、龙鬚菜等奢侈品在今天要比最必需的食品便宜。在我們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最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价格的相互关系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完全相反。整个中世紀中，农产品比工业品便宜；近代，两者之間的情形倒过来了。但是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农产品的效用自中世紀以来减少了嗎？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費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級对抗上。

棉花、馬鈴薯和燒酒是最普遍的消费品。馬鈴薯引起了瘰癧；棉花大規模地排挤亚麻和羊毛，虽然羊毛和亚麻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从卫生观点来說，也比棉花更有用。最后，燒酒占啤酒和葡萄酒的上風，虽然大家都承认把燒酒当作食品是有害的。整整一个世紀，各国政府竭力抵制欧洲的鴉片，然而毫无效果；經济取得了胜利，消費得听它的命令。

为什么棉花、馬鈴薯和燒酒是資产阶級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們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額决定消費的最高額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絕对的效用，由于它們的效用最能滿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貧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給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如果說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說，燒酒由于生产費用低廉而到处風行，这件事就是燒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說，馬鈴薯比肉对他們更有益；这就是和現状妥协；結果，这就是和蒲魯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辯护。

在沒有阶級对抗和沒有阶級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間的最低額来确定，相反地，花費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間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現在我們再回到蒲魯东先生的命題上来。生产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間既不表現它的效用程度，那末早就由包含在物品中的劳动时間所确定的这种物品的交換价值就决不能調节供求的正确关系，即蒲魯东先生現在所說的比例性关系。

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訴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換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这种变动是經常的，所以資本也就不断地出入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門。

“正是由于这种变动，資本才按照适当的比例（而不是超过这个比例）投入各种有需求的商品的生产中去。利潤随着价格的漲落而升降于一般水平上下，因此，随着某一生产部門中的不同变化，資本时而流向那里，时而又从那里流出。”——“如果我們注意一下大城市的市場，那末我們就会看到，这些市場如何正常地如数供应各种国內外商品，不管这里的需求由于爱好或人口数量的变动有什么变化；市場上很少发生供应过多、商品充斥或供不应求、物价飞漲的現象。我們应当承认：在各个生产部門問按照精确的适当比例分配資本的原則所起的作用，要比平常所想像的巨大得多。”（李嘉图，第一卷第105、108頁）

如果蒲魯东先生承认产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間来确定，那末他同样也应当承认，在以个人交換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搖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間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在什么意义下把“比例性”說成是由劳动时間来确定价值的結果才算正确。現在我們再来看看，蒲魯东先生称为“比例規律”的这个用时間来衡量的尺度如何变为比例失調的規律。

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內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場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爭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貴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竞爭实現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間来确定这一規律。劳动时間成为交換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規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場上去的商品，而且連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內。李嘉图已指出这个事实，他說：

“由于生产日益便利，因而过去生产的某些东西的价值也就不断下降。”（第二卷第59頁）

西斯蒙第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間所“构成的价值”是現代工商业的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說：“交換价值归根到底总是由取得这种东西所必要的劳动量来确定；但不是实际花費的劳动量，而是在今后生产資料可能改进的情况下将要花費的劳动量。这种劳动量虽然很难作精确的确定，但它总是由竞爭加以正确地确定……这一劳动量就是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間議价的基础。出卖者也許会說，这种东西花費了他十个工作日；但如果购买者知道这种东西以后花八个工作日就能生产出来，如果竞爭給双方提出确凿的证明，那末这种东西的价值就会縮减到八个工作日，市場价格也就会固定在这个水平上。当然出卖者和购买者都知道这种东西是有用的，是有人需要的，如果沒有人需要这种东西，那也就卖不出去；但是規定这种东西的价格却和它的效用毫无关系。”（“政治經济学概論”布魯塞尔版第二卷第267頁）

千万不要忽視，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間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間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額又是由竞爭来規定。我們暫且假定沒有竞爭，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方法来規定为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最低額。那时将会怎样呢？按照蒲魯东先生的理論，要以一种物品換取六倍多同样的物品，只要把別入一小时能生产的用六小时来生产就行了。

如果我們不論好坏总是要什么关系，那末我們得到的就不会是“比例性关系”，而是比例失調的关系。

劳动的不断跌价只是一个方面，只是用劳动时間估价商品的一个結果。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許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現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釋。

但是把劳动时間作为价值尺度，会不会至少引起蒲魯东先生为之神往的那种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呢？

恰恰相反，它使单調而清一色的壟断在产品領域中占統治；正如大家看到和知道的，这种壟断已經侵入了生产工具的領域。只有某些生产部門，例如棉紡織工业会很快地进步。这种进步的自然結果就是使棉紡織工业产品价格迅速下降；但是随着棉花价格的下跌，亚麻的价格就必然会比棉花昂貴。这会发生什么結果呢？那就是棉花排挤亚麻。亚麻就这样几乎从整个北美被驅逐出来，結果并不是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而是棉花的統治。

此外，这个“比例性关系”还有什么呢？除了那种希望商品能按比例生产（这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好心人的善良願望以外，就什么也沒有。不論什么时候，好心腸的資产者和仁慈的經济学家总喜欢表示这种天眞的願望。

我們且听听布阿吉尔貝尔老头是怎样說的。

他說：“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須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調，才能使它們共同存在，时时刻刻能互相进行交換（这就是蒲魯东所謂的不断交換性能）^[12]，时时刻刻能互相重新生产……財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間、企业和企业之間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換，因此，如果不在因脫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換的破坏中寻求貧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謬誤。”（“論財富的本性”，見德尔編的文集10）

我們也听听一位現代經济学家是怎样說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規律就是比例規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經常不变……等价物必須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許多商业上的規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实現这个比例規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調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te production）就是眞正的社会經济科学的实現。”（威·阿特金森“政治經济学原理”1840年倫敦版第170—195頁11）

Fuit Troja！〔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人們一再迫切希望实現的这种供求之間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經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資料有限、交換是在极狹隘的范圍內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經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誰像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現代的社会基础，誰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貫彻自己的主張，他們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維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給并先于供給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經常以愈来愈大的規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給强制需求。

在現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換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現代生产資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沒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須放棄个人交換来保存生产力。

个人交換或者只适宜于过去几世紀的小工业和它特有的“正确比例”，或者适宜于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貧困和无政府状态。

归根到底，用劳动时間来确定价值，即蒲魯东先生当做将来再生公式向我們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現代社会經济关系的科学表現，而这早在蒲魯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論证过。

但是，“平均主义地”应用这个公式至少不应該归功于蒲魯东先生嗎？是他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換同等劳动量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嗎？应当由他来責备共产主义者（这些对政治經济学一窍不通的家伙，这些“頑固不化的笨蛋”，这些“天国的梦想家”），責备他們在他以前沒有发現这样“解决无产阶級的問題”嗎？

只要对英国政治經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熹图的理論。我們可以給蒲魯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經济学”（1827年版）12，威廉·湯普逊的“为人类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1824年版），托·娄·艾德門茲的“实踐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經济学”（1828年版）13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頁。現在我們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說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14）中最重要的几段話，并且我們将要在这上面多花些时間，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其次是我們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魯东先生过去、現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

“弄清基本原則是得出眞理的唯一方法。我們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本身的根源。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源，我們就会发現一切統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現在占統治的社会制度，即現存的私有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as it at present exists）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現在的不公平和貧困，就必須彻底摧毀現代的社会制度……如果我們在經济学家的領域中用他們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們，那就可以摆脫他們經常喜欢搬用的什么空想家、空論家那套廢話。只要經济学家們不想否认或推翻他們自己的論点所依据的那种公认的眞理和原則，那末他們就决不能推翻我們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見布雷上述著作第17、41頁）“只有劳动才創造价值（It is labour alone which bestows value）……每个人对于他用正当劳动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有不容置辯的权利。如果他占有了他自己的劳动果实，那末他对其他人并沒有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因为他絲毫沒有侵犯別人这样做的权利……一切关于高貴和低賤以及主人和雇佣工人的概念，都是由于忽視基本原則及因之而产生的財产不平等（and to the consequent ri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所引起的。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續存在，那末这些观念就不可能根除，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制度也不可能推翻。直到現在还有許多人枉費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現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糾正現在占統治的这种反常情况；但是我們馬上就要指出：政府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它不是創造者，而相反地是被創造者，总而言之，政府是財产不平等的产物（the offspring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而財产的不平等和現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同上，第3336、37頁）

“平等制度不仅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十分公正……每个人都是一个环节，而且是一連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連串的开头只是一个观念，而末端也許是一匹呢絨的生产。因此，虽然我們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感觉，但不应由此得出結論說，这个人的劳动必須比另一个人的劳动得到較多的报酬。发明家除了得到正当的金錢报酬以外，經常还会获得我們只給予天才的那种贊誉……

“按照劳动和交換的性质来說，严格的公正的要求是交換及方的利益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all exchangers should be not only mutually but they should likewise be equally benefited）。人們之間可以交換的东西只有两种，即劳动和劳动产品。在公正的交換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它們的生产費用的全部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經常会換得相等的价值（If a just system of exchanges were acted upon，the value of all articles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entire cost of production，and equal values should always exchange for equal values）。如果帽匠化一个工作日生产一頂帽子，鞋匠化同样的时間做出一双鞋子（假定两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值是相同的），他們把这两种产品进行交換，那末他們从这种交換中所得到的利益就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这时一方所得的利益不会是对方的損失，因为两者都提供了同等的劳动量，而且都是使用同等价值的材料。但是如果在上述所假定的相同条件下，帽匠用一頂帽子換得两双鞋子，那末显而易見，这种交換是不公正的。帽匠騙得了鞋匠一个工作日，如果帽匠在所有的交換中都这样，那末他用半年的劳动就会得到別人一年的劳动产品。直到今天，我們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換制度：工人們交給資本家一年的劳动，但1只換得半年的价值（the workmon have given the capitalist the labour of a whole year，in exchange for the value of only half a year）。財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而决不是由人們所說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等产生。交換的不平等以及买卖价格的差異，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資本家永远是資本家，而工人永远是工人，一面是暴君阶級，另一面是奴隶阶級……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資本家和財主們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只是他們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財富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他們同工人以无易有（nothing for something）……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全部交易純粹是一幕滑稽剧：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非是一种无耻的（虽是法定的）搶劫而已（The whol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capitalist is a mere farce：it is，in fact，in thousands of instances，no other than a barefaced though legalised robbery）。”（同上，第45、48、49、50頁）

“只要企业主和工人之間的交換不平等，那末企业主的利潤就永远是工人的損失；只要社会分成資本家和生产者，只要生产者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資本家靠从別人劳动中榨取利潤来养肥自己，那末交換就不会平等……”

布雷先生接着說：“显然，不論建立什么統治形式……不論怎样宣揚道德和友爱……互惠和交換的不平等是不相容的。交換的不平等是財产不平等的源泉，它是吞噬我們的无形的敌人（No reciprocity can exist where there are unequal exchanges.Inequality of exchanges，as being the cau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is the secret enemy that devours us）”（同上，第51、52頁）

“从考察社会的目的和任务中我可以得出結論說，不仅一切人都必須劳动，这样才能进行交換，而且相等的价值必須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換。其次，为了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成为另一个人的損失，价值必須由生产費用来确定。然而我們知道：在現存的社会制度下，資本家和富人的利益永远是工人的損失；这个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交換的不平等继續存在，在一切的統治形式下，穷人将完全听凭富人摆布。平等交換只有在普遍劳动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证……平等交換会使財富逐漸地由現在的資本家手里轉到工人阶級的手里。”（同上，第53—55頁）

“只要这种不平等交換制度继續存在，即使政府的一切賦稅和一切捐稅都取消，生产者还永远会像現在一样地貧穷、无知，劳动过重……只有彻底改变制度，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換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证人們有眞正的权利平等……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們努力才能自救），就能永远打碎束縛他們的鎖鏈……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錯誤的，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錯誤的（As an end，the political equality is there a failure，as a means，also，it is there a failure）。

“在平等的交換下，一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損失，因为那时候每一次交換只不过是劳动和財富的轉移，不需要任何牺牲。因此，虽然在以平等交換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仍然可以靠节約致富，但是他們的財富只是他們自己劳动的积累。那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財富和別人交換，或者送給別人，但是只要停止劳动，他就不能长时期继續保持富裕。随着平等交換的建立，財富就会失去它現在所具有的那种自行更新和再生产的能力；它再也不能弥补消费带来的損失，因为已消耗的財富只有用劳动再生产出来，否則它就永远消失了。我們現在所謂的利潤和利息，在平等交換制度下是不可能再存在的。那时无論生产者或分配者将会得到相等的报酬，每种生产出来并供应給消費者的产品的价值，将由他們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总額来确定……

“因而，平等交換的原則，按其本性来說，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同上，第67、88、89、94、109—110頁）

駁斥了經济学家們反对共产主义的議論以后，布雷先生继續說：

“如果要順利实現以財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須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現在的制度沒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們达到合乎我們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見，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否則，就必須发現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屬于現在的制度、部分屬于将来的制度（以財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13]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間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著財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同上，第134頁）

“整个这一进程只要求最簡单的合作形式……生产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确定产品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总是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換。如果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工作一个星期，而另外一个人只工作半个星期，那末前者所得的报酬就会比后者所得的多一倍；但是前者多得的报酬并不損害后者的利益，后者的損失决不会对前者有利。每个人都以自己所得的工資来交換同样价值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无論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生产部門所得的利益，都不会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生产部門的損失。每一个人的劳动才是他的利益或損失的唯一标准……

“……消費所需要的各种不同产品的数量，每个物品和其他物品（各种不同劳动部門所需要的工人数目）所比較的相对价值，总之，凡和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中央和地方貿易局（boards of trade）来确定。这种核算在整个民族中实行，就像在現存制度下在私人公司中实行一样，并不费什么时間，而且是輕而易举的……个人构成家族，家族构成乡鎮，就像在現存制度下一样……城乡居民的分布不管有怎样的弊病，也不会馬上取消……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继績享有任意积蓄和按照自己的願望去使用这种儲金的自由……我們的社会可說是由无数最小的股份公司（在这些最小的股份公司中，大家劳动、大家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基础上交換自己的产品）所构成的一个大股份公司……我們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現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許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現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同上，第158、160、162、168、194、199頁）

我們現在只要用几句話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們的意料甚至違背了我們的意志，取蒲魯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沒有以給人类下最后断語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現代社会和以財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間的过渡阶段。

某甲的一个工时交換某乙的一个工时。这就是布雷先生的基本定理。

假定某甲工作十二小时，而某乙只工作六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只要用六小时就能交換某乙的六小时，这样某甲的其余六小时就会剩下来。他怎样处理这六小时的劳动时間呢？

或者根本不做处理，这样他就白白劳动六小时，或者在其他的六小时不于活，以便取得均衡，再不然，最后的一着就是他把这自己用不着的六小时也一起卖給某乙。

这样某甲到底比某乙多得了什么呢？是劳动时間嗎？不是的。他只不过多得了空閑的时間，他只得在六小时中間无所事事。为了使这种无所事事的新权利不仅在新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且受到重視，这个新社会就必須把懶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須全力摆脫的沉重負担。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来看，某甲比某乙多得的空閑时間，对某甲来說該是一种眞正的收获吧！并不是这样。最初只工作六小时的某乙經过經常的和有規律的劳动以后，便达到某甲在开始时用过度的劳动所得的結果。每个人都想做某乙，于是就会发生为爭夺某乙的地位而展开竞爭，即展开偷懶的竞爭。

那末相等劳动量的交換究竟給我們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現社会中所有的一切經济关系，只是沒有劳动的竞爭。

但是不然，我們錯了。要拯救新社会，即某甲和某乙的社会，只有一个方法。某甲可以自己消費掉他所剩下的六小时劳动的产品。但是一旦他不需要交換他的产品，那末他就不需要为交換而生产了，我們原先所說的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換之上的这个前提，也就完全垮台了。只有停止一切交換才能拯救平等交換，那时某甲和某乙就都会变成魯濱逊。

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員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間的等量交換，只有事先对花費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間数量取得协議。但是这种协議是对个人交換的否定。

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我們也会得出同样的結論。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时間，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沒有組成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沒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說明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頑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們都很知道，减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时間15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間的縮短。大工业的性质就要求一切人的劳动时間都完全一样。今天是資本以及工人們之間相互竞爭的結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資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額对現存的需要总額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換的死刑；因此我們又回到原来的結論上了。

在原則上，沒有产品的交換，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換。产品的交換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換方式。总的說来，产品的交換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換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們就看到产品交換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調节。个人交換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級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沒有阶級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換。

但是可敬的資产者的良心却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只要是資产者，他就不能不把这种对抗关系当作不允許任何人損人利己的、以和諧与永恒的公平为基础的关系。在資产者的心目中，沒有阶級对抗个人交換也可以存在；他們认为两者之間是毫无关系的。資产者想像中的个人交換和实际中存在的个人交換是大不相同的。

布雷先生把可敬的資产者的幻想变成了他想实現的理想。他刷新个人交換，清除个人交換中的一切对抗因素，他以为这样就找到了他希望社会采用的“平均主义的”关系。

布雷先生沒有看到，这个平均主义的关系，即他想应用到世界上去的这个具有糾正作用的理想本身，只不过是現实世界的反映；因此，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絕对不可能的。随着这个影子重新成为具体的东西，我們就可以看到，这决不是梦想中的一个变了形的社会，而是現代社会的实体^[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