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这本书,是1846年底到1847年初那个冬天产生的,那时候,馬克思对他的新的历史观点和經济观点的基本特点,自己已經彻底了解了。剛剛出版的蒲魯东“經济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一书,給予他把这些基本特点同这个人的見解对立起来加以发揮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人在当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間就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自从他們两人在巴黎常常为經济問題作終夜談以来,他們的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魯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間現在已經橫着一条无法架渡的深沟;置諸不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馬克思就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确认了这个不可救治的裂口。
馬克思对蒲魯东的总評价,可以在附在这篇序文后面的那篇文章里[1]看到,那是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主义者”第十六、十七、十八期上发表的。这是馬克思为那个刊物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施韦澤尔先生要使那个刊物轉上封建的、政府的軌道的企图暴露了,这就迫着我們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投稿。
对于德国,面前这本书恰恰在現在这个时刻具有馬克思本人从未料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当他痛击蒲魯东的时候,剛好命中了他当时連姓名都不知的今日之野心神洛貝尔图呢?
这里不是深究馬克思同洛貝尔图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不久就会有机会来作[2]。这里只想指出,当洛貝尔图控告馬克思“剽窃”他、“在‘資本論’中大量地利用了”他的“认識”一书“而沒有提到”他的时候,他是在肆意誹謗。这种誹謗要找解釋,只能是这位无人賞識的才子的悒悒寡欢和他对普魯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經济学文献的非常无知。馬克思既沒有看到这个控告,也沒有看到上述洛貝尔图的著作;关于洛貝尔图,他所知道的,根本只有那三封“社会书簡”,連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或1859年以前就知道的。
洛貝尔图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魯东之前就已經把“蒲魯东的构成价值”发現了;在这里,他当然又錯誤地自作多情,把自己看成是第一个发現者。不管怎样,他在我們这本书里也就連带受到了批判,而这就使我必須簡单研究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經济状况的认識”这本“創业的”小书(1842),只要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威特灵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預先披露了蒲魯东的見解。
現代社会主义,不論哪一派,只要是从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出发的,几乎沒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联系着。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3]中,一开头就提出两条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单独决定于生产这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資本家(利潤)、工人(工資)这三个阶級之間。在英国,自从1821年以来,已經从这两条原理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并且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銳和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現在几乎无人記得、大部分靠馬克思才再度发現的文献,在“資本論”出世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談罢。所以,如果說洛貝尔图在1842年曾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这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說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能在德国才算一个新的发現。蒲魯东有过类似的妄想,馬克思在批判蒲魯东时已經证明,李嘉图理論的这种用法毫不新奇。
“只要对英国政治經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4]应用李嘉图的理論。我們可以給蒲魯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經济学’(1827年版),威廉·湯普逊的‘为人类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1824年版),托·娄·艾德門茲的‘实踐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經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頁。現在我們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說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几段話”。[5]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話就把洛貝尔图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一大块。
那时候,馬克思还沒有去过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他除了巴黎和布魯塞尔图书館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記以外,当我們一起在1845年夏天到英国作了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只浏覽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这样看来,上述的书籍,在那四十年代并不像現在这样难于找到。如果說,尽管这样,洛貝尔图始終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魯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魯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眞正的奠基人,而現在也終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魯士,洛貝尔图也不能一点不受惊动啊。在1859年,柏林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其中,从經济学家对李熹图提出的种种責难中举出下述一点作为第二个辯駁,在第40頁上[6]:
“如果一个生产物的交換价值等于包含在它里面的劳动时間,一个劳动日的交換价值就等于它的生产物。或者說劳动的工資必須等于劳动的生产物。实际情形恰恰相反”。馬克思对此作了如下的注解:“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責难,后来給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們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論上是对的,責备不符理論的实际,要求資本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实現从它的理論原則推出的臆想中的結論。至少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經这样地将李嘉图的交換价值公式轉而反对政治經济学。”[7]在同一个注里提到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这本书当时在书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貝尔图有充分机会亲自确定一下他的1842年的发現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这样作,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現,把它看成如此举世无双,以致再也不想想,馬克思也能像他洛貝尔图一样,独立地从李嘉图的理論中引出自己的結論。决不会!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就是这个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让他确切认識到,这些結論,早在他們两人之前很久,至少在洛貝尔图还保存的那样粗糙形式上,在英国已經有人說到过!
李嘉图理論的最簡单的社会主义的应用就是上面所說的那样。这样的应用在許多場合曾引向对于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本质的认識,大大超过了李嘉图;就中洛貝尔图也是如此。他在这方面,除了別人早已說过,并且說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沒有提供,这且不說,他的表現方法还犯了同他的前輩一样的毛病,——他把劳动、資本、价值等等范疇,就在經济学家們傳授給他的那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現象的形式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而不考究它們的內容。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同馬克思相反,馬克思是第一个从六十四年来被反复背誦的这几条原理作出了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烏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們就会看到。
李熹图理論的上述应用,——說全部社会产品、工人的产品屬于作为唯一生产者的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正如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的那样,就經济形式說,这种应用是錯誤的,因为它不过是将道义运用于經济而已。照資产阶級經济学的規律,产品的最大部分不屬于生产了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該这样,但是这句話同經济原来毫无关系。我們不过是說,这些經济事实同我們的道德感情不合而已。所以馬克思从来沒有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放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放在必然的、在我們眼前一天此一天成熟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潰上;他只說剩余价值是由无偿劳动构成的,这是一个簡单的事实。但是,就經济形式說是錯誤的东西,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感宣布某一經济事实为不公平,如当年对于奴隶制或农奴制那样,这就证明这个事实本身已經过时,而另一些經济事实已經出現了,由于这种情况,那原来的事实已經变成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的了。因此,在表面的經济不公平之后,可以藏着一个非常实在的經济內容。不过这里不是詳細研究剩余价值理論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人們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还可以并且已經引出别的結論。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是,情况是这样,在这个不良的世界上,商品一时在价值以上、一时在价值以下出售,并且这还不只是由于竞爭引起的摆动。利潤率恰恰具有一个显著的对所有資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因供需关系把自己归結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潤率是按照投在一个工业企业中的总資本計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門中,一年的产品可以体現同量劳动,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門的工資又是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門的垫支資本可以并且常常是两倍或三倍于另一个生产部門,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規律就同利潤率均等的規律矛盾了,这是李嘉图自己已經发現了的。如果两个生产部門的产品各按它們的价值出售,利潤率就不能均等,如果利潤率均等,两个生产部門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們的价值出售。所以我們在这里遇到一个矛盾,遇到了两个經济規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說法(第一章第四、五节)一般是有利于利潤率而不利于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理論,尽管有它的不祥之兆,但是也有它使善良的資产者喜爱珍貴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訴諸他們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紀資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社会建筑物的基石。馬克思已經指出过,商品价值的决定于劳动、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进行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換,是現代資产阶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識形态所据以建立起来的現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識一經确立,善良的資产者必然会因世道邪恶感到良心深受伤害,这个世界,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則,事实上时时刻刻肆无忌憚地拋棄公平原則。特別是小資产者,他們的誠实劳动——尽管只是他的伙計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爭下天天跌价,特別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按劳动价值交換产品終于成为毫无例外的完全眞理,換句話說,他們必然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商品生产的唯一一条規律絕对地不折不扣地通行,而把这条規律定要在其下才能生效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資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規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現代(現实的或精神的)小資产者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在1831年已經由約翰·格雷系統地发揮过,在三十年代,在英国还实际上試办、并在理論上推广过,1842年洛貝尔图在德国,1846年蒲魯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眞理;1871年洛貝尔图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問題的解答,并当作他的社会遺囑;1884年,它又在一群追逐名位的人中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貝尔图为名,准备借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謀自己的好处。
这种空想,馬克思已經把它批判得如此透彻,不論对蒲魯东也好,对格雷也好(参看本书附录[8]),因此,我在这里可以只限于对这种空想的論证和描繪在洛貝尔图手上所特有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見。
上面說过,洛貝尔图把經济学概念的傳統的定义完全按照經济学家所傳給他的形式接受了下来。他絲毫沒有想一想必須加以研究。在他看来,价值是“一物对他物按数量的声价,而这声价被看作尺度”。这个——忠厚些說——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訴我們价值大致像什么,却决沒有說出它是什么。可是,这就是洛貝尔图关于价值所能向我們說的一切了,因此,他显然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华格納先生称贊不置的抽象思維能力,以三十頁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乱七八糟地攪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結論說:眞正的价值尺度是并不存在的,我們必須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滿足。劳动可以充当这样的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換时才是如此,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們解釋商品“耗費了劳动”、仅仅耗费了劳动,以及为什么,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沒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而劳动又是不加批判地在它在經济学家們那里通常采取的形式上被接受下来了。不仅如此,洛貝尔图虽然也用两句話提到一下劳动强度的差別,但劳动还是非常一般地当作“耗費的”东西,因而当作度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問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那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費了十天呢还是只费一天,他們用的工具是最好的呢还是最坏的,他們的劳动时間是費在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和社会需要的数量上呢,还是費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却在数量上比需要的过多或过少,——对于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提,却只是說: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須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換。在别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貝尔图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瞭望台的高度俯瞰个別生产者之間的关系,然而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作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駛向劳动貨币的烏托邦,而对于劳动就其創造价值的本质进行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他的本能,在这里比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强得多,——順便說說,你在洛貝尔图身上发現的抽象思維能力,只是依靠最具体的思想空虚造成的。
現在,过渡到烏托邦的事,在一揮手之間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換成为毫无例外的規則而作的“措施”,沒有引起任何困难。具有这个傾向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魯东,都煞費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制度来实現这个目的。他們至少是設法通过經济途徑解决經济問題,通过进行着交換的商品所有者本身来解决問題。洛貝尔图却解决得輕便多了。他作为一个老实的普魯士人,他請求国家帮忙: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指揮了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是幸运地“构成”了,但构成的决不是洛貝尔图在这个构成上所要求的优先地位。相反,格雷同勃雷以及其他等人早在洛貝尔图以前很久的时候,就反复表示过(而且反复到令人生厌的程度)同样的思想:他們期望有这样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只依它們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換。
国家这样把价值构成之后,——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貝尔图也是有分寸的,——就发行它的劳动券,預付給工业資本家,工业資本家用它发給工人作工資,工人再用他們得到的劳动券购买产品,于是劳动券又流回它的出发点。它运轉得多美,我們該听听洛貝尔图本人如何說的: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么,为了使劳动券上注明的价值眞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眞正交出一个产品的人才取得一張精确地注明生产那个产品的劳动量的劳动券。誰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誰就取得一張注明‘两天’的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規則发券,这第二个条件也就能滿足了。因为照我們的假定,貨物的眞正价值总是同生产这貨物时所費的那个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时間段落,于是无論誰交出一件費过两天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券,他得到证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他实际交出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眞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那么,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滿足社会的要求。不論我們把分工的范圍想像得多么广闊,只須严守这条規則,实际上存在的价格总額必定恰恰等于所注明的价值总額。可是因为注明的价值总額恰恰等于提交的价值总額,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总額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滿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頁)
如果說,到此为止,洛貝尔图的命运总是不济,他的新发現总是来得太迟,那么,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創性上建了功勛:在他的对手中还找不到一个敢于以这样幼稚天眞、透彻明凈、可以說地道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說出劳动貨币烏托邦的痴話的人。因为对于每一張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当的价值对象,而价值对象又沒有一个不是对一張相当的券而交出的,这样,券上的总額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額相抵,計算下来連一点余額也沒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連資格再老的政府总金庫出納員也沒有一个能够找出絲毫計算上的錯誤。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在現今資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資本家承担着生产上的一切責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在他来說,社会需要仍是一个未知数,无論关于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无論关于它們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滿足,生产总的說来毕竟轉到需要的对象上去了。矛盾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呢?通过竞爭。竞爭又怎样解决問題的呢?非常簡单,对于品种上、数量上不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爭使它們的价格落到它們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拐灣的办法,竞爭使生产者感觉到,他們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經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从此得出两条結論:
第一: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通过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商品生产的价值規律,只有通过竞爭的摆动以及同竞爭一起的商品价格的摆动,才得到貫彻,商品价值的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間,也只有在这情况下才成为現实。因此,价值的表現形式——价格,一般看来多少不同于它所表現的价值,这种命运是价值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同他所代表的王国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換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想把劳动时間决定价值这一条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爭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說来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价值决定,——这种想法不过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慣有的輕視經济規律的态度。(www.xing528.com)
第二,竞爭既然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規律在一个进行交換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它也正因为如此使社会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組織和安排得以实現。个别的商品生产者只有从产品的跌价和漲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貝尔图也是它的代表人之一的烏托邦却恰恰要廢除这个唯一的調节者。如果我們問,我們有什么保证使每种产品都是生产一个必須的数量而不是过多,我們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漬在甜菜糖堆里和醉倒在馬鈴薯酒里,我們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沒有褲子穿、一面却有千千万万褲子鈕扣滾滾而来,——那么,洛貝尔图就得意洋洋地把他的漂亮賬指給我們看,照他的計算,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銷不出去的酒、每一顆縫不到褲子上去的鈕扣,都正确地发过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滿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誰要是不信,可以去請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政府总金庫出納員某甲,他审核过賬目,查明无誤,他在出納上从未出过舛錯,完全可靠。
現在,我們看看洛貝尔图的又一个天眞想法——用他的烏托邦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已經以世界市場的范圍来进行之后,遵循着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个別生产者同他們为之生产、却对于所需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多少不清楚的市場之間,是靠世界市場的風暴、靠商业危机来平衡的[9]。因此,如果禁止了竞爭,——它通过价格起落把世界市場情况告訴个別生产者,——人們就完全閉塞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叫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們为之生产的市場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使得爱森巴医生也要羨慕洛貝尔图呢。
現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貝尔图乾脆用“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頂多只提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形式、怎样創造了价值,从而决定和度量价值,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論就个別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說、不論就它对社会总的需要說都是必要的劳动。如果这样,他就会遇到一个問題:各別經营的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怎样会符合于社会的总的需要;这样一来,他的整个烏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实际上他是宁可“抽象”,恰恰把問題所在“抽象”掉。
現在,我們終于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洛貝尔图眞的拿出一些新鮮东西給我們了;这些东西,是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貨币的交換經济論者——区別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这种交換制度的目的在于廢除資本对工資劳动的剝削。每个生产者应該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劳动价值。他們在这一点上,从格雷到蒲魯东,都是一致的。洛貝尔图說,无論如何不能这样。工資劳动和对工資劳动的剝削要保留下来。
首先,工人在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拿来消费的;总有許多在經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有关的人員也要靠它来維持生計。——这一点,只有在現在的分工还起作用的时候是正确的。在一个以普遍参加生产劳动为义务的社会中——要知道,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想像的”呵——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社会儲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社会全体成員占有着和享受着他們的全部产品,但每个个別工人也还不会是享受他的“全部劳动成果”。对于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維持經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的事,其他的劳动貨币空想家也沒有忽視。不过,他們是让工人为这个目的而通过一般的民主方式向自己征稅,而洛貝尔图則反之,他的1842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都是迎合着当时的普魯士国家,把事情全部委之于官僚們去决定,由他們高高在上地規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多少而恩賜給他們。
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潤也应該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資本家也从事了一定的活动,这些活动那怕从經济方面說是非生产性的,但是从社会方面說还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他們以地租和利潤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这个論点,就是在1842年也显然不算什么新的論点。实在說,凭他們起的那么小的一点作用,并且作得够坏,他們現在所得到的眞是太多了,但是洛貝尔图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級至少在今后500年間还是必要的,所以,現在的剩余价值率——为正确起見我这样說——还应該继續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該再提高。現在的剩余价值率,洛貝尔图认为是200%,即工人在一天12小时的劳动中不是得到12小时的劳动券,而是4小时,其余8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拿到地主和資本家中去分配。因此,洛貝尔图的劳动券干脆是个騙局。并且,必須是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大地主才能設想工人阶級会同意为了4小时的劳动券工作12小时。如果把資本主义生产的戏法翻譯成这样坦白的話,表現成赤裸裸的搶劫,那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发給工人的每一張劳动券就会变成直接教唆叛乱的东西,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第110条。只有那除了波美拉尼亚大地主地产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沒有見过任何別的无产阶級的人,——在那些地产上,棍棒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屬于仁慈的老爷的后宮,——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但是我們的保守党倒眞是我們的最大的革命家呢。
不过,如果我們的工人够温順,竟受了騙,辛苦了整整12个小时,实际上只算作了4小时的工,那么,他們就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們从自己产品所得的报酬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来的音乐,不值得我們为之费一句話。因此,如果洛貝尔图在劳动貨币烏托邦中有什么新貢献,这新貢献就是幼稚,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貢献之下。
洛貝尔图的“认識”一书,在它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論的继續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大有希望的开始。尽管这一著作只是对他来說和对德国来說才是新东西,但是总的說来它还是同他的較好的英国的前輩們的著作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此出发,只有通过寻根究底的、批判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論上有眞正的收获。他却一开头就在第二个方向上也就是烏托邦的方向上发展李嘉图,从而切断了自己上述发展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个条件——不抱偏私成見。他事先設定了目标,为此目标努力,他变成一个偏頗的經济学家。一旦陷入他的烏托邦的圈套,他就断絕了在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1842年直到他死,他是在轉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經說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感到不被人所了解,在沒有东西可供剽窃的所在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不是故意地拒絕承认自己只是重新发現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現的东西。
* * *
譯文同已經印出的法文原文有些出入。这是根据馬克思亲笔的修正作的,已經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中也作了这些修正。
本书用詞同“資本論”不尽相同,例如这里說到当作商品的劳动,說到劳动的买卖,而不是說劳动力,看来这一点无須再提請注意了。
本版加入下列附录:(1)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版)中論約翰·格雷的劳动貨币交換烏托邦的一段,(2)馬克思1848年在布魯塞尔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讲稿的譯文,此稿同“哲学的貧困”屬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3日。倫敦
【注释】
[1]指馬克思1865年1月24日給施韦澤尔的信,見本书第170—178頁。——譯者注
[2]几个月以后,在1885年5月5日,恩格斯写完了他給“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讲了馬克思同洛貝尔图的关系。——譯者注
[3]指“政治經济学和租稅原理。—編者注
[4]括号里的話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5]見本书第54頁。——譯者注
[6]見“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頁。——譯者注
[7]見同上第178頁。—譯者注
[8]見本书第16頁至第169頁。——譯者注
[9]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的参加世界交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起作用。危机前普遍繁荣时期比較少見了。如果它完全不出現了,长期停滞加一些輕微的摆动将成为現代工业的常态。〔恩格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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