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特别爱好读书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手不释卷。他床上的一半空间堆着书,卧室里的大书架上更是琳琅满目。每次到外地开会或者考察,唯一不可缺的一件行李就是大书箱。常年的积累和思考,使得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十分深厚,连一些专门的学者都不得不感叹他学识的渊博。
有一次,毛泽东和早年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一起聊天,两人谈起了唐朝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周谷城用湖南腔吟起了李商隐的一首诗。毛泽东在一旁微笑着倾听,没有说话。周谷城吟了六句,最后两句一时想不起来,卡住了,他反复吟着,还是想不起来。这时,毛泽东用乡音把最后两句吟了出来。周谷城顿时记起,又跟着吟了一遍。像这样动人的情景,经常发生在毛泽东和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之间。无论是古典文学、古代哲学还是一些现代科学,毛泽东谈起来都十分熟悉,态度又很谦逊,总是和学者们平等地交流和探讨,还常常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研究。
一次,在和文化人的会晤中,毛泽东遇到了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便提出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问他:“你为什么不早送我一部?”刘大杰真诚地说:“里面毛病太多,不敢送主席。”
“不要紧,慢慢来嘛。只要比过去好一点就是好的,”毛泽东温和地说,并特意嘱咐道,“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后来在毛泽东的书架上,一直摆放着一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只是一名普通的学者,称不上是毛泽东的朋友,但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一直延续到晚年。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生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并非是给至交故友或亲人的,而是当时在上海的刘大杰。1975年8月3日,刘大杰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对一些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76年2月2日,毛泽东亲笔写下“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对刘大杰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用语十分谦恭、温和,仿佛是一个历史学家与同事的交流。对于回信的迟缓,毛泽东还特地真诚地说“深以为歉”。
在各种学问中,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当然,毛泽东不是历史学家,他读历史并不是要做纯粹的学问,更多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启迪智慧、指导现实。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正在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经济方面的工作,忽然插话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读完……”要读完汗牛充栋的《二十四史》,就是历史学家都感到困难,而毛泽东却读了其中的大部分。除了《二十四史》以外,毛泽东所读过的历史书籍的数量令人吃惊,而且他在读的过程中还经常在书眉和边空上写下批注,或者对内容加以圈点。历史书籍几乎成了晚年毛泽东最好的朋友。(www.xing528.com)
从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常常谈起他对一些历史现象的独到看法:
古代有成就的文化人、文学家,多不是科班出身……
历史上知识分子型的皇帝,多没有出息,倒是一些老粗能办大事,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显然不只是针对历史的,其中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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