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探索中国式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也同样强调中国特色。1951年,戏剧界对于中国京剧产生了争论,有些人过于强调向苏联学习,主张发展话剧、芭蕾和歌剧,而对于京剧,主张干脆取消;而另一些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京剧是中国国粹,应该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和世界的各种戏曲形式都要继承发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此,他给刚刚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写了八个大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当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的方针,准备出版《历史研究》杂志时,毛泽东又让他的秘书转达了他的意见,说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向苏联学习成了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移植苏联模式的时候,也受到苏联学术研究中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一方面,把苏联的学术研究结论当作金科玉律,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另一方面,把欧美的学术研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把政治色彩强加于科学研究上。当时,在生物遗传学领域,苏联的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和美国的摩尔根学派都很流行,有些人就把李森科学派的观点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而将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观点。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我国生物遗传学家谈家桢,一直坚持摩尔根学派的观点,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一直对这种给科学研究戴政治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当他得知谈家桢的处境时,立即给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写信,对他表示支持,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同时指示有关单位,给谈家桢创造条件,以便他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
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上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也想到了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1956年春天,他关于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应该走向何方的思考也已经成熟了。他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www.xing528.com)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国家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对毛泽东的讲话感到高兴。但是苏联却十分不满意,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花是不能让它开放的。其实,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打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尝试感到不满。
毛泽东没有因苏联人的不满意而却步,他坚信他的探索是正确的。他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要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的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和科学会议,为知识分子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号召全党全国向科学进军。1956年的春天来得似乎特别早,广大知识分子欣喜地感到了春天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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