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排放是经济学里典型的外部效应，而且是负面外部效应。此时，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失调，企业的运营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它对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补贴和征税是解决外部效应的办法，也形成碳中和目标下的补贴激励和碳定价机制。但是，因为涉及实体经济的承受力，我们不能预期补贴会持续、碳定价能彻底，而在减排成本及效应之间寻求平衡，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Norhaus，2019）。
现实世界里存在着多种因素，会阻碍零成本线的上移或持续上移，其中包括经济理由、市场摩擦及诱因分歧等。譬如，在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下，从2020年到2050年间需要累计新增投资额13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每年GDP的2．5%以上。固然新增投资也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但是否能超过GDP下跌的幅度则是一个问号。倘使1．5℃气候目标造成GDP净成长率衰退，则经济受挫会阻碍零成本线的上移。此时执行这些减排项目，纵使整体社会仍可以受益，但民间投资人却无法从它们盈利。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把绿色经济转型的投资项目，依其回报率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自动盈利项目，投资人可以从中获得市场回报率。第二种是原本不能盈利，但经由部分补贴可以勉强盈利的项目，投资人可以从中获得低于市场的让步回报率。第三种是不能盈利，也不被补贴的项目，此时投资人不仅无法从中盈利，可能还会亏损。
以上分析表明，绿色经济转型下的投资项目，除了需要市场导向的投资人外，还需要让步投资人及使命导向的投资人。后两种投资人都愿意在财务回报率和绿色绩效之间做出折抵，但额度有所不同。特别是，使命导向的投资人有推动绿色目标的强烈动机，故愿意折抵的回报率最多，甚至不惜以牺牲部分本金的方式来推动世界前行（Bauer等，2019；Barber等，2021）。
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形成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可被视为使命导向资金，由政府引导，推动市场化运作。该基金首期规模885亿，投资重点落在低碳经济转型上，涉及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等。当然，国家引导资金不会仅止于此，未来会有更多陆续登场，但与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百万亿级资金相比，它们堪称杯水车薪，差距悬殊。(www.xing528.com)
此时，民间的公益慈善基金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加入政府引导资金的行列，以投入本金的方式来推动世界前行。至于民间的责任导向资金，譬如影响力投资资金，更应该建立正确的心态，以让步投资人自许，致力于以折抵部分回报率的方式来驱动低碳项目，产生社会效益。
对于追求回报率最大化的棕色投资人，折抵部分回报来换取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可能非其所愿。但碳中和有赖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考虑到达成目标所要求的庞大绿色投资，可能未来所有投资人都必须有所让步，才能推动环境使命、达成气候愿景。
[2021-2-3首发于财新网，共同作者张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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