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投资有七种投资策略,影响力投资是其中最后崛起的策略。影响力投资常以联合国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针对能解决相关挑战的新创公司,以影响力风险资本(impact VC)的方式,给予股权、债权投资或融资担保等支持(GIIN,2019a;Barber等,2021;Geczy等,2021)。
如同所有ESG投资,影响力投资是双底线投资,同时追求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而其中的社会回报更常以“ESG影响力”名之,成为这类投资的名称来源(Cole等,2020)。异于其他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特别强调影响力度量与管理,更将其贯穿于风险资本的募、投、管、退等流程中(Reisman等,2018;GIIN,2019b)。
双底线投资常面临的问题,在于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正相关、负相关抑或不相关(Revelli和Viviani,2015;Zhao和Murrell,2016)?财务回报有公认的量化方法,社会回报则否(Ebrahim和Rangan,2014)。身为双底线投资之一的影响力投资,特别要求对社会回报予以量化,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量化指标呢?当影响力投资的两种回报都量化后,代表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交互作用的具体数字,反映了哪些现象(Impact Frontiers,2020)?它们如何同时在项目挑选和设计流程中发挥作用呢?
对于这些问题,学者和业者努力寻找答案,陆续开发了一些解决方案,进行了一些研究。(www.xing528.com)
譬如,实践者Bridgespan所推出的投资的影响力倍数(impact multiplier of money,IMM),就是对影响力的量化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IMM通过产出的估算、影响力的估算、影响力的货币化、影响力实现概率的估算等步骤,计算每一元投资所带来ESG影响力价值(Addy等,2019)。
又譬如,加州大学三位学者通过impact VC与传统VC回报率的对比,探讨影响力投资是否对回报率让步。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力投资的实际回报较低,且投资人是在投资前就知情地接受让步回报率,以换取ESG影响力这种非金钱效益。投资人对财务回报刻意让步的额度,与机构类别有关,其中以使命导向的开发银行愿意让步的额度最高(Barber等,2021)。
不过,方案和答案虽然存在,但并不全面。特别是,针对双底线目标在影响力投资里的个别角色及相互作用,能够先以理论模型梳理,再以量化数据测试的研究,迄今从缺。究其原因,应与数据不足有关:只有当大型影响力投资者长期对项目的ESG影响力予以量化,又同时具有财务回报数据时,这类研究才有可能展开。在此,长期涉入双底线投资,累积了大量项目审核数据的开发银行,是进行这类研究的首选,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恰为其一(Gamtkitsulashvili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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