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回报率及原因进行研究的发现

影响力投资的回报率一直颇具争议性，背后理由有二。第一，个别基金之回报率，有些很高，有些很低；但个别案例不足以代表整体市场的情况，而必须以统计上的大数法则来计算代表性样本的回报率。其次，影响力投资是双底线投资，当某只基金宣称其财务回报高却拿不出影响力数据时，它的真实性令人质疑，应该从样本中剔除。

以大样本统计影响力投资回报的研究，迄今仅四个，两个由实践者展开，两个由学者展开。

实践者研究方面，一项于2015年由康桥汇世集团和GIIN展开，以51只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基金为样本，结果发现其回报率略低于市场回报率（Cambridge Associates和GIIN，2015）。另一项于2017年由沃顿社会影响力推动方案展开，以53只影响力基金为样本，结果发现其回报率接近罗素小型股市场指标（Gray等，2017）。虽然两项研究的结果都倾向于支持“市场回报率假说”，但其样本选择却遭到严重批评，一方面因为它刻意排除了回报率低的样本，他方面因为其影响力证据（如创造的就业岗位、降低的碳排量等数字）严重不足，故有影响力真实性方面的疑虑。

相比之下，由学者展开的两项研究，在样本挑选及统计学方法上就严谨的多，其发现也与实践者迥然不同，支持的是“让步回报率”假说。(www.xing528.com)

第一篇学术研究出自哈佛大学的林诺教授与纽约联准银行的考夫那，他们以社区发展创投资本（community development venture capital）为研究对象，其中有28只基金的305件投资案。这类资本是美国最典型的影响力投资，以驱动落后社区的发展为使命，故符合柯恩爵士所言的革命积极性。但是，与传统创投资本相比，社区资本的投资地点与行业都相当不同。在投资地点方面，社区资本通常流入比较落后的城市边缘地区，而当地先前缺少创投活动，以致基础建设匮乏。在投资行业方面，社区资本通常聚焦于消费者产品及一般工业，而主流资本则聚焦新能源、新科技、医疗健康行业等，两者差异很大（Kovner和Lerner，2015）。这两个投资特质阻碍了社区发展创投基金最终能成功出场的机会，以致其回报率低于传统基金。

第二篇学术研究由加州大学的巴伯教授等人所展开，是迄今最完整的一篇，2021年初登在金融学的顶级期刊上。该文通过风险资本数据，把159只影响力基金的回报与传统创投基金相比，发现影响力基金的实际回报比传统创投要低4．7%。当进一步把影响力投资人愿意牺牲财务回报以换取非金钱性回报的特质考虑进去时，作者更发现，这类投资人对影响力基金的事前预期回报会比传统基金低2．5%到3．7%，而抵让额度与投资人的社会情怀有关。更具体地，开发金融机构、公益基金会、国家社保基金等使命导向组织，其抵让额度最高，凸显了它们愿意以牺牲财务回报的方式来换取社会影响力。反之，受限于法规要求而必须追求财务回报最大化的基金，则呈现出最小的抵让额度（Barber等，2021）。

整体而言，两项学术研究的结果支持“让步回报率”假说，而且更发现了投资人愿意接受这种回报率的原因，源于其以资本驱动社会发展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