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金融-二级市场创造社会价值

如前所言，ESG投资里最常使用的是负面筛选法，其使用理由常由价值观驱动，以剔除不符合文化习俗、社会规范及个人信仰的行业或公司。譬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资金虽源于其身为石油大王的祖先，但当化石燃料所带来的负面环境效果不容于社会价值观时，它采用了MSCI化石燃料储备筛选法，把这类公司从资产组合中剔除。另外，密歇根大学的校务基金也一直处在舆情压力下，要求剥离所持有的石化燃料股（Hoffman，2020）。不过，当基金经理采用负面筛选法投资时，等于放弃了与被投公司议合的机会，也不能再影响其经营决策或改变其ESG实践（Serafeim和Fulton，2014；Dawkins，2018）。

由此看来，负面筛选法很难创造社会价值。

当然，有人可能会指出，倘使更多的投资者选择不投资石化燃料类公司，那么这类公司未来的融资成本势必提高，以致会间接影响其ESG实践（Choi等，2021）。此话不假，但因逻辑链条较长，我们很难将公司未来创造的社会价值归因于投资者“用脚投票”。这就好比老师对学生不闻不问，却希望学生能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其效果必然存疑。

相同道理也适用于同类最佳法、ESG整合法等，而上述问题或多或少对它们都成立。譬如，同类最佳法是在某个行业中优选ESG拔尖者，组成ESG投资产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道琼斯可持续指数（DJSI）、富时善指数（FTSE4Good Index）等。“尖子生”在各方面都表现优异，最后取得的“好成绩”能否归因于某个老师呢？换言之，除非有充分数据显示，以同类最佳法所形成的ESG投资产品，其“尖子生”成分股真的能发挥ESG德性楷模的功能，影响ESG劣等生改正行为，否则价值创造并不成立（Ortas和Moneva，2011；Hawn等，2018）。

那么，二级市场投资还能创造社会价值吗？(www.xing528.com)

六种落脚于二级市场的ESG投资策略里，积极股东法能创造社会价值！积极股东法是指股东在ESG目标的驱动下，通过行使提案权及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以影响被投企业的决策与运营，从而改善ESG实践。

笔者在《扭转苹果：股东积极主义在国内可行吗？》一文中提及，加州教师养老金和JANA对冲基金作为苹果公司的股东，于2018年联名写信给苹果公司，要求其关注和解决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最后苹果回应了诉求，在后续的iOS操作系统中新增了“屏幕使用时间”功能（Eccles，2018）。

波士顿大学Flammer等学者研究发现，积极股东法是ESG投资的重要策略之一；由于股东和被投公司之对话、互动和参与所形成的议合流程，最有可能改变企业的ESG实践，不只创造社会价值，还带给股东财富增值（Flammer，2015；Dimson等，2015；Dupire和M'Zali，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