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侧目的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甚至可以引起投票权争夺战。譬如，谷歌曾在2012年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在此之前，知名的积极股东卡尔·伊坎就一直增持摩托罗拉股票，并向管理层施压，要求拆分摩托罗拉。当然，他也从摩托罗拉拆分及谷歌收购两案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不过，更多的积极股东会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如直接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和互动。譬如CalSTRS与JANA向苹果董事会发送联名邮件，就是一种温和方式。另外，积极股东还可通过股东提案的方式，针对特定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在年度股东大会上争取投票表决。
过去几十年中，养老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个人投资者等，都扮演着积极股东的角色。当然，以养老金、共同基金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因其持股比例高，会比个人投资者有更强的话语权，更可能对公司产生实质影响（Dimson等，2015；Doidge等；2019）。
机构投资者通常是长期投资者，其中还有很多是指数型基金。贝莱德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就曾表示，作为指数基金投资者，即使对持股公司的前景存疑，也没法直接卖出股票。此时，与公司的沟通互动和代理投票权就更显重要。在多数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很难“一走了之”，而会偏向股东积极主义，驱动目标公司变革，释放公司长期潜能，以降低其投资组合的风险。(www.xing528.com)
如果以积极股东的意图来分类，可分为财务驱动型和可持续性驱动型两种。前者关注的是管理层替换、资本分配及回报、公司拆分、并购等，通过积极行为来实现投资收益。后者则更加关注董事会多元性、员工留存率、环境影响、供应链标准等，而更涉及ESG相关问题。CalSTRS与JANA共同“扭转”苹果公司，关心的就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非只是苹果公司短期盈利指标，故可归为可持续性驱动的积极股东。
机构投资者对公司长期价值关注、对ESG议题的关切，赋予了股东积极主义新意义，也被期待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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