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股东积极主义：对冲基金的重要角色及其对公司治理的促进

股东积极主义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1年成立的公司责任跨信仰中心（ICCR）及1972年成立的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IRRC），都促进了关心社会议题的股东提案，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当时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家，例如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积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游说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他这样的积极呼吁与行动，也影响了后来的股东积极主义。

此后的1980年代，公司治理相关的股东积极主义开始涌现，其主要的参与者为机构投资人。面对公司治理相关的问题，他们不再遵循“华尔街规则”，即“用脚投票”，卖出股票。反之，他们会以股东身份积极介入公司治理，选择“用手投票”，向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或施以援手，促使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实施发展战略。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ISS）和机构投资者委员会（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CII）两家组织于1985年成立，进一步保障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对股东权利的行使。

2000年之后，在积极股东方面，对冲基金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相比于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的“防御型”股东积极主义，对冲基金则以更具进攻性的方式来行使股东权利。在此，事前行动是一种常见方式：对冲基金先锁定表现不佳的公司，获得目标公司相当规模的股份，在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后，再积极促成公司在经营战略及管理团队方面的变革，从而释放公司的潜能。这种做法常会造成公司股价上涨，而对冲基金会借此卖出持股，兑现收益。正因如此，对冲基金的积极主义也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对冲基金来者不善，是“公司门口的野蛮人”：他们追求短期利益，却未能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因而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福祉（Cheffins和Armour，2011）。

不过，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表示以上假说未获证据支持。特别是，就“对冲基金的干预会提升公司短期绩效而损害长期发展”的假说，一个由法、商等跨领域学者所形成的研究团队，利用1994年至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欠缺证据支持（Bebchuk等，2015）。(www.xing528.com)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其中有涉及公司治理的专门章节，加大了股东代理投票及董事提名等机制的实践空间。随后，美国证监会还制定了14a-11规则，确认了股东可以行使委托书提名董事，但却遭到由大企业组成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的申诉，认为这样的规则只是有利于部分投资者。

在不断博弈中，股东积极主义由养老金等机构投资人推进发展，又由对冲基金丰富深化，这实质地促进了公司治理的发展，推动了法律法规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