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债券虽然在性质上、发行框架上都可和绿色债券类比,但其发展远远落后于绿色债券,而落差不只反映于崛起时间,更反映于发行规模、实体企业的参与等方面。例如,依ICMA统计,2018年绿色债券的全球新发行量为1673亿美元,社会债券仅43亿美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40倍。另外,发行绿色债券的发行者,早从最先的开发金融机构迈向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及各国政府。但社会债券却不然,仍旧以开发金融机构为主要发行者,而鲜有实体企业以社会债券为组织内的社会项目融资。
社会债券进度落后的原因,迄今欠缺系统的分析,应和以下三点有关。第一点关乎社会项目的内容,特别是从发行方的角度看。目前民间企业主要涉入的,是组织内部的CSR(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聚焦于慈善捐赠、员工福利等,其内容并不符合社会债券的要求。第二点关乎融资工具,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及平价住房等大型社会项目。欧美多国早就对此推出了一些创意法规和金融工具,譬如美国的低收入住房抵税条款,而社会债券未必能再行超越。第三点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有关:这类问题样貌繁多,项目评估标准难以量化,其影响力度量也不易落实,以致推动时左支右绌,难以伸展。譬如,平价住房与食品安全都为社会债券所支持的项目,但两类项目的评估标准不同,其社会效益的度量方式也不同,再加上有些社会效益难以直接度量,都增添了社会债券的推动难度。相比之下,绿色债券的环境效益度量就有普遍认定的标准,减排量为其一,其数量还可经外部第三方组织审计,以增加可信度。
或许是大不幸中可庆幸之事,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反而成了一个机遇,反映了以社会债券为社会项目募资的可行性。借此时机,IFC特别准备了一些案例,作为抗疫社会债券在发行目标、目标人群、资金使用情况、社会影响力指标等方面的指引(IFC,2020)。发行目标上,抗疫社会债券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3个(健康与福祉)及第8个(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为框架,以降低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威胁、防护性医疗资源的短缺,并纾解企业运营冲击。在资金用途方面,发债所募资金将具体配置到三个行业:①药物化学公司,以研发冠状病毒的检测、诊断及治疗;②制造公司,以生产目前最短缺的口罩、防护衣及呼吸器等医疗设备;③新兴国家的金融机构,以增加小微企业放款的流动性及防止失业。(www.xing528.com)
在社会效益评估方面,IFC也提供了一些具体指标。譬如,在降低病毒传染方面,药物化学公司针对病毒所生产的检测剂、药物和疫苗,其产量和接受医治的人数等,可作为度量成效的指标。在医疗安全设备的制造方面,口罩、防护衣、呼吸器及卫生设备等的产量,可作为度量成效的指标。在提高金融机构流动性和维护就业方面,贷款笔数、创造的新工作岗位数量、保有的既有岗位数量等,可作为度量成效的指标。
不过,社会效益的评估不易,这是所有社会项目必须克服的困难。特别是,防疫社会债券之资金所配置到的三个行业,相关项目的预期结果是病毒的预防、健康安全的改善及金融服务渠道的持续,其中涉及的不只是定量指标(如疫苗产量),还有定性指标(如健康改善)。在此,项目的最终目标应该就是它的社会效益,实质改善人类健康。但疫苗只是产品,其产量多寡尚不足以保证达成改善健康的最终目标。例如,疫苗的价格与分配原则,也是影响成败的要素。如何能以合适的指标来更好地度量“健康的改善”,且把这项结果与造成的原因(如疫苗)相连,则有待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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