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征婚广告研究中,婚恋观是主要的讨论话题。学术界对于婚恋观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更多的是对相关概念和现象的探讨。通过整理文献,笔者归纳出学术界对“婚恋观”较为认可的观点是:婚恋观是人们价值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重要体现,是指人们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内在看法和主观标准,是人们对婚前恋爱/婚姻生活以及婚恋过程中性爱取向的基本看法。它包括人们对爱情的基本观点(恋爱观)、人们对爱人的期望(择偶观)、人们对各种婚姻形式以及变异的看法(婚姻观),以及人们对性行为的态度(性观念)等方面的内容。
婚恋观的类型,可以大致分为上文提到的恋爱观、择偶观、婚姻观和性观念四大部分,其中恋爱观又可分为恋爱态度(传统或者现代的)和恋爱动机(生理需求、心理需求、排除孤独、好奇、从众等)(苏红、任永进,2008);择偶观可分为个人取向择偶观(以人格取向为基础,强调生理、心理机制)和社会取向择偶观(包括社会交换、同类匹配和择偶梯度等社会性因素主导)(刘素凡、葛操,2008);婚姻观可分为婚姻价值观(感情、经济、政治等)、婚姻角色观(男主内女主外、“男高女低”等)和婚姻忠诚观(自身忠诚度认知、对伴侣忠诚度要求等);性观念则分为性爱抉择观(性爱的目的是发展爱情、维持婚姻还是纯粹追求感官快感等)和性爱行为观(开放的,如可接受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等,还是传统的,如注重贞操观,处女情结等)(苏红、任永进,2008)。
影响婚恋观的因素研究,学术界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热情。国外学者对此研究比国内早很多,成果比较丰富。影响婚恋观四个面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生理因素、个性因素和外在社会经济因素。
生理因素的研究是最早开始的,着眼于婚恋对象的本身特征。进化心理学从年龄和生殖力的差异来解释男女在择偶时对年龄偏好的不同的原因,认为对后代“投资”方面的性别差异造成这种偏好。如在繁殖后代过程中,女性主要为直接投入,而生殖力会随年龄增加而减弱。相反,男性属于间接投入,提供食物、金钱、保护等外源性的支出,而这些并不随年龄增加而减少,因此择偶时男性会选择年龄小于自己的,女性则更倾向于稍长自己的男性。类似的结果还来自于1989年Buss所做的一项大型择偶观调查,该调查涉及33个国家、6大洲的10 000个样本,地理位置、种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分布差异巨大,但是相较于女性,男性更强调另一半的生理吸引力(更年轻、更健康、更美丽、身材更好等),而女性则更加注重未来配偶的经济能力、发展潜力、野心以及勤奋等因素。因此,为了遵从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年轻的女性和年长的男性就成为了男女彼此需要的基本组合(年长的男性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而年轻的女性则更贴近男性择偶的“性策略”)(Buss,1989)。
国内学者李银河分析了300多则征婚广告,发现在婚姻关系中,年龄、身高以及婚姻状况是中国人最为看重,而其他文化国家的人并不太在意这些因素(李银河,1989)。董金权和姚成通过对《现代家庭》杂志从1986年1月至2010年10月所刊载的6 621则征婚广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择偶标准呈现多元化、综合性的走向。尽管年龄因素的关注度一直位居第二,但逐渐淡化;容貌和身高仍是重要因素,可吸引力有限;健康的关注度不断增长,性别成为影响择偶的敏感因素。男女对于未来配偶的要求差异显著(董金权、姚成,2011)。
在心理/精神/品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格、品行、感觉、魅力和能力等非外表性特质上。Press(1986)研究了以色列报刊上的1 800则征婚启事,发现男女择偶标准的区别正趋向消失——双方从物质需要的交换互补逐渐发展为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婚恋关系,更加注重双方的感觉和对彼此的满意程度。有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妇女》杂志1985—2000年15年间征婚广告,认为婚姻观从过去的家庭和社会行为,更多地转向关注自我的层面,人们更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个性发挥方面,生育则从责任变成选择,这些变化受社会改革、社会舆论、流行风尚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童辉杰,2001)。还有学者发现,人们对品德因素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感情忠诚度等情感性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董金权、姚成;2011)。美国一项针对大学生婚恋观的研究(1971—1981年,时间跨度共10年)发现,从大学生阶段起,人们对配偶智力关注度明显提高,相反,针对女性的贞洁、持家能力以及双方未来的家庭生活的要求关注程度在下降(朱松等,2004)。(www.xing528.com)
在个人的生理和心灵因素之外,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常常对婚恋观的形成和变化起深远影响。在家庭影响方面,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形式和人们婚恋观念变化以及社会结构变化都对婚恋、家庭观念有所影响。W.J.古德(1963)在《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一书中提出夫妻家庭制度和经济进步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为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夫妻家庭制度和人们择偶观的形成提供了借鉴。Lin(1977)在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人们在1971年比1966年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教育水平相近的人结合,在作者看来原因在于女子上学率的提高使得男女的受教育差距在减小。Singh(1977)通过研究纽约一家大报上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的征婚广告发现,种姓这一具有身份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因素在择偶过程中的影响力在下降。
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孝通强调婚姻家庭中责任的重要性,认为养育孩子的共同责任是夫妻双方将婚姻进行下去的基础和婚姻生活的主要内容(费孝通,1998)。徐安琪等人在《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一书中,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实证研究了市场经济下青年择偶标准的演变、择偶的方式、父母对择偶起到的作用、青年婚姻家庭观念以及婚前性态度与性行为等问题,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青年婚恋观念的发展和未来趋势(徐安琪、叶文振,1999)。国内学者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因素重要性提高,职业因素的影响力在经过一次滑坡之后关注度重新上升,学历和户籍两大因素与社会资源关联度减弱(董金权、姚成,2011)。
相关的理论解释有著名的“择偶梯度”。该理论认为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比自己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薪金收入等低或相当的女性为配偶。相反的,女性更多选择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薪金收入等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这便形成传统中最常见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它反映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建构中的不对等地位。一方面,男性对女性显示出优势地位和权力,但另一方面,女性将自己的相貌、身材、年轻和持家能力等作为自己向上流动的资本。
除此之外,“同类匹配”理论向我们描绘“匹配型”的婚恋关系。这和中国人“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形成呼应,即人们在择偶过程中,更可能选择和自己年龄、所在地、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方面相近的异性作为婚配对象。“资源交换理论”则描绘和解释了“互补型”的婚恋关系。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吸引建立在彼此拥有资源并且相互需要之上,这些资源广泛而多样,它包括个人的社会地位、生理条件、个人气质、金钱财富。男女双方通过资源的交换进行结合,如有权有势的男性娶回容貌出众的女性,该女性也因此换取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许小玲,2004)。
从学术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征婚广告的关注度是较高的,而且婚恋观是社会文化的显性要素,两者的关系在已有研究中常被讨论。笔者想做出的创新在于:一是样本,《中国妇女》和《妇女生活》是最早刊登征婚广告,而且影响力较大的杂志,这个样本在已有研究中没有涉及;二是研究内容,对以往学者讨论的婚恋观内涵做了较为全方位的整合;三是研究视角,通过对近三十年的历时考察,侧重分析婚恋观的变迁及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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