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经验不是一时的快感，不是一时的情绪，不是一时的幻想，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反映。前面说美感经验中有移情作用，把我的情感移置于物。其实何止移置情感，我们在移置我们整个的人格于外物。所以在欣赏或创造中，我们不止有情绪上的锻炼，而且要有整个人格的修养。董其昌说：“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中国人论书画注重胸襟开阔，气魄雄伟，这都是有关于人格修养，不是勉强得来。照厨川白村的讲法，艺术的创造乃是把个人内心的苦闷用一种具体的象征表达出来的。它是根据佛洛德的《精神分析论》。他说：
“内心里燃烧着似的欲望，为抑压作用的使者所阻止，因而生出了冲突，生出了苦闷，但这个欲望之力，有时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逃避了那个使者的抑压，而得到绝对自由，这就是梦。又有时居然脱去外面的强制和抑压，立在绝对自由的地位，以做纯粹创造工作，这就是艺术。……人类心灵的殿堂里是都潜有说不出来的烦恼，说不出来的苦闷。把这些说不出来的烦恼苦闷，拿到绝对自由的生活里而加以象征化，这就是文艺的事业。”
艺术是苦闷的象征，这是我们承认的，不过我们以为这种苦闷不是一时情绪的冲动，而是整个人格的表现。贝多芬有一个时候感觉生活的苦痛烦闷，很想自杀，是因为胸中这种蕴蓄可以借另一种方式发泄出来，于是隐忍不死。歌德也是因为有一种爱情无计发泄，意图自杀，后来又因为听到一位少年失恋自杀而感觉到一种悲哀的时候，于是借着草拟《少年维特》一书而发泄了内心的苦闷。但是这种苦闷乃是个人生命中蕴蓄已久的一种情态。这个情态，就狭义而论有他整个的人生观做背景；就广义而论，那也许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代表。艺术和文学的伟大，当以个人的修养为转移。一种伟大的文艺不仅是一时的幻觉，而是一种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生命的表现。泰纳（Taine）在他的《英国文学史》里面开宗明义就说：(www.xing528.com)
“文学作品不是一种单纯理想的游戏，不是一种热烈头脑的幽思，而是当代生活态度的一种摹本，一种心灵的型态。有人说，我们可以从文学的文献中找出几世纪以前的人们的情绪思想。这种工作有人尝试过，而且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成功。”
例如我们以魏、晋文学而论，魏、晋是文艺自由发展的时代。我们只要约略的注意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就会明了何以当时会产生这样的文学。自从东汉末叶以后，政局起了很大的变化，内有宦官、外戚争权，外有党祸、黄巾的屠杀，接着就是三国鼎立之势，魏、晋相续的篡夺，再加以八王之乱，五胡侵略，这两百多年战祸天灾。在这个混乱的局势之下，比较开明的人士便产生种种新的人生观以求逃避当时的现实。虽然各人所用的方式不同——有的讲清静无为，逍遥自在；有的讲养生长寿，益病延年；有的讲从欲赏乐，田园隐逸；——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发泄由当时局势在他们内心所产生的一种苦闷。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讲到阮籍的时候，他说：“我们读到他的《首阳山赋》，知道他的心中还蕴藏着激烈的愤慨与热烈的情感。他讨厌那些高官大吏假借礼法的名义来陷良民，所以他反对那种虚伪的礼法；他看见那些君王贵族的胡作乱为，所以他鼓吹无为；他受不了那种压迫束缚的生活，所以他歌颂着清静逍遥的境界。这种心情的结合，表现出来的是那八十二首《咏怀诗》。”当他讲到陶渊明的时候，他说：“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就是他独有的性格，时代的背景，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混合调合而形成那种特殊的典型。”总之，假使一位文艺家的创造没有他的时代背景，没有他自己的思想人格，那种作品只是艳丽浮华，无病呻吟。这便是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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