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下倡导开展的文明对话活动，目的在于通过阅读推动建立全球阅读社会，传播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全民教育、阅读平等的价值观。全民阅读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实现全民阅读率的提升。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和沿海城市如深圳、青岛、杭州等，全民阅读开展较为深入，强调数字阅读的力度强于其他城市。[4]阅读推广移动化、社交化、跨介质的形式变化，迫切要求不断丰富在线内容资源，描绘数字阅读社交图谱，创新城市文化供给形式，调整基于数字阅读的全民阅读城市建设政策。
首先，保障公民数字文化权利。数字文化权利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自由、平等地通过数字化设备获取所需要的数字资源。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数字阅读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开展各具特色的、具有针对性的数字阅读文化活动，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等数字媒体的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个性化、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为阅读困难群体提供更宽广的阅读空间，保障特殊群体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和知识，最终实现每位公民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文化资源，随时随地享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带来的文化供给。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数字阅读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开展各具特色的、具有针对性的数字阅读文化活动，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等数字媒体的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个性化、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为阅读困难群体提供更宽广的阅读空间，保障特殊群体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和知识，最终实现每位公民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文化资源，随时随地享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带来的文化供给。据2019年《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的阅读率和阅读量远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差异明显，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和阅读量两项指标的差距与二者在传统的图书、报纸和期刊阅读上的差距相比较小，数字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合鸿沟的作用。
其次，整合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目前我国提供全民阅读服务机构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单位，但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高，缺少必要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共享的联动机制，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挖掘工具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组织、挖掘和开发，导致精品数字资源缺少、内容缺乏群体针对性，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5]，加之宣传和推广力度不足，总体上仍无法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全民数字阅读的服务主体涉及内容提供商、阅读平台、阅读终端、服务提供商、图书馆、阅读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人等不同职责和性质的主体，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在全面整合各类优秀文化数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的手段开展数字资源建设，提升数字阅读平台的技术适应性，丰富全民数字阅读推广的参与主体，扩大资金投入来源，向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数字阅读和数字文化服务。
再次，创新不同人群阅读服务。数字阅读不一定带来阅读效果与认知能力的下降。国外研究发现，网络阅读表面上杂乱无章、不成系统，众多看似没有关联的因素却能产生巨大的创造性；电子阅读不仅没有影响学生的整体阅读理解，反而提升了阅读策略；“数字原生代”青年依赖数字技术的行为会影响其阅读习惯，进而影响思维模式和认知决策。我国虽然拥有悠久的阅读传统，但对阅读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仍十分薄弱，需要针对不同人口学因素的群体，展开不同情景和阅读需求下基于中文语言系统的数字阅读认知行为研究。目前的阅读调查研究多聚焦于对阅读行为的统计，缺少对阅读需求、阅读心理、阅读认知等深层次的科学研究，不同人群究竟在何种阅读环境、阅读介质和阅读推广活动的因素作用下会促发数字阅读行为，相同的阅读内容在何种渠道进行推广能够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等问题有待探索。要重视全民阅读活动方案的科学制定和效果评价机制，借助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挖掘和分析读者的数字阅读行为和交互信息，制定数字阅读活动推广方案，优化数字阅读营销策略，提高数字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阅读推广活动运行成本。对于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评价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全面科学的测评，以评促建，不断完善全民数字阅读体系的构建。
最后，提升公民数字阅读素养。阅读行为转瞬即逝，少有留痕，离散独特，随心所欲。传统的纸质阅读是阅读的灵魂和基础，数字阅读是获得文化知识的一种新的阅读途径。数字阅读打破了实体阅读空间和虚拟阅读空间的界限，为阅读环境塑造、阅读资源推送、阅读服务拓展、阅读效果评估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阅读主体的知识和技能水平、阅读内容的多样性和层次性、阅读资源的易得性和便利性、阅读环境和氛围的营造等成为影响数字阅读行为的关键因素。我国在具备了通过数字化渠道开展数字阅读的内容基础、媒介基础和行为基础之后，迫切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培训，提升国民的整体数字阅读素养。儿童可在家长、老师的陪伴下，适当接触有益的数字绘本和数字读物，逐步培养在数字界面接受文字和图像信息的能力；为青少年提供包含数字身份、数字技术掌握、数字安全、数字保护和数字资源使用的全面数字阅读技能，以增强数字阅读的元认知能力、信息检索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和文本加工能力；中青年群体更需要数字信息评价、数字内容生产、数字网络安全、数字公民意识等方面的知识普及；老年群体的需求集中在数字媒介使用、数字阅读陪伴和数字沟通交流等方面。
纵观人类阅读史，每一种新的阅读形式出现都意味着社会变革和文化重构。[6]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移动时代的阅读——发展中国家移动阅读研究》报告中指出的“使那些已经在阅读的人能够阅读更多，使那些还不知道如何阅读的人学会如何阅读”，理应成为全民数字阅读的愿景目标。
（张晗，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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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关于全民阅读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深圳数字阅读指数体系研究”（SZ2020C003）、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成果。
[2]李东来：《数字阅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张晗、王晓华：《城市阅读指数：概念、方法与测量》，《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2期。
[4]周蔚华、邵士博：《全民阅读城市建设的地方立法与实践——基于对10个城市法律文本分析与实践活动的考察》，《出版科学》2019年第5期。
[5]洪伟达、王政：《完善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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