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奥康纳著 任 明 任 珺 译
现在看来，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能打造一个“创意经济”已经是过时的观点。当然我们可以说，一个拥有14亿人口、收入在持续提高、服务业持续发展、国内消费持续增长的国家，总是会有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在为其服务。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并不像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所说的那样，是白费劲儿地想要把果冻钉在墙上，而是为自己堪称优秀的数字平台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们再也不能用“要不转型、要不出局”这样的两难困境来描述中国了——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与创意产业不断“增长再增长”的故事融为了一体。在有关“创意产业”的叙事中，唯一重要的政治议题是那些有可能阻碍这一产业部门发展，或是对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产生限制的议题。这对英国（尤其是脱欧后）、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也欢迎中国对其投资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然而这对美国来说，没那么重要。美国仍然是全球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目前仍处于由它的五大科技企业巨头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FAANG）等在全球的成功所带来的亢奋状态之中。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内容上还谈不上“威胁”——事实上，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即便在东亚地区也是不温不火的。问题在于中国将美国挡在了其庞大的市场之外，尤其是数字平台之外；此外，中国的数字通讯技术已经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基础设施的核心。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将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内容上，但美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依赖于它对一些基础领域的控制——商业、技术和法律等。美国通过打造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谈论石油产业时所提到的“技术层面”来控制文化产业——一套表面上看互不相关，但实际上暗中协调的规定、一些精心计算过的安排、各种五花八门的基础设施，以及为了控制对象和资源流动所设计的技术程序。[2]被限制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是一回事，感觉你对某项具有全球价值的重大技术设施的控制被某个国家削弱了，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当创意产业那些过分乐观的经济师们正在欢迎一位新成员加入他们的“全球增长俱乐部”时，美国开始喊停了。[3]虽然有人会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贸易战”中的一些细节感到不安，但这些不安最终都会平息在美国两党已经达成共识的一点上：中国一直在作弊，再也不能让它搭顺风车了。中国开始同时扮演以下几个角色：一是“敌对帝国”的角色，该角色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和日本扮演过，后来又由苏联扮演过；二是需要被驯服的“经济对手”，就像《广场协议》签署前的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的欧盟（和德国）；三是“敌对文明的瓦解”，譬如石油危机后的中东。作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地缘大国、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对手、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中国具有成为美国的超级对手的所有条件。
1792年，当和外交使团一起抵达中国之后，马戛尔尼伯爵（Earl Macartney）的副手乔治·斯汤顿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2岁的儿子开始学习中文。勤奋的托马斯·斯汤顿（Thomas Staunton）作为非正式翻译人员，开始了他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漫长生涯，并于1823年和他人一起创立了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1840年，在英国下议院那场关于是否要发动“鸦片战争”的著名论战中，托马斯·斯汤顿爵士强烈支持对中国开战，声称如果允许中国人焚烧广州仓库这样的侮辱行径存在的话，将会对大英帝国的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4]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有条件直接和近距离了解了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但离开时却带着对中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强烈憎恨的西方学者或旅居者中的第一人。中国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的口味，对这个国家的悠久文化，可能很少有外国人能够全部感到宾至如归；外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这里可能会受到伤害。这些并不会影响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好感与理解。然而当他们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紧张之际，其中有些人会感到有必要站出来，说一些警告的话。目前西方国家反华言论的激烈程度——尤其在英语文化圈——达到了1989年之后的最高水平。然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西方与中国在经济上纠缠在一起的程度，远不及今天的水平。这些反华言论的主导修辞是“快醒来吧”——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给全世界带来不可控制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历史终结”以后，资本主义被认为是通往增长、进步和现代性的唯一道路；中国的快速发展只会让它在美国的“良性主导”下逐渐融入现代化的全球社会。现在，我们被催促着正视这一想法的天真：“醒来”；我们被欺骗了，被搭了顺风车，现在我们必须超越对“钱包”的关心，看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再次受到威胁这一事实。这样做的结果是——其目的也是——把大家紧紧封锁在“我们的”价值观之中，这些价值观与“他们的”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被告知这样做不是对中国人的攻击，而只是对中国政府的攻击。
西方人早已学会了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谈论“政权更迭”。在代表着西方现代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5]核心地带以外，他们对类似事情一直是如此处理的。在“基本价值观”的范畴内，我们有一整套政治、经济、行政和技术安排，这些是不能被触及或是受质疑的，它们只能被出口，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当下甚嚣尘上的所谓“认清中国”，就是要接受那些最愿意站出来坚决反对中国的人的领导，就是要把他们对西方价值观的传播当作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类似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而且发生过好几次了。
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勾勒出对“现代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这两种叙事，不断地互相交织和分离，有时和谐有时冲突，然而不知何故，如同复调音乐一般，它们最终抵达的是同一个“现代”目标：进步与成长。这两种与现代性有关的、至少从18世纪中期以来就开始为人类带来生机与希望的叙事，今天正在走向终结。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和中国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结局，也不知道这对他们各自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是一个实践起来将产生最多问题的版本：它的帝国梦，现在集中于一种具有掠夺性质的全球化的新形式，其中没有任何有关多极化、多样性、多重性或互惠性的理想。正是对上述这些理想的追求，在全世界开启了一个“后历史”的黄金时代。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我们已经从全球化的“正向”发展阶段转向了“负向”发展阶段。[6]眼下，仍然相信“进步与增长”的中国，正在猜想“现代性”能够以某种方式，克服它为自己制造的挑战。2018年，刘慈欣的一篇中篇小说被拍成了电影《流浪地球》，在这部电影中，因太阳即将毁灭而对地球造成的生存威胁，被人类以推进引擎将地球移出运行轨道、驶向另一个星系而得以解决。停止地球自转所引发的海啸和地震，摧毁了地球上的一半人口；活下来的人也有很多无法被容纳进地下生存空间。电影中的中国工程师运用各种科技手段，拯救了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如果说很遗憾未能拯救所有活着的人的话）——影片中人物的态度是：为了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目前中国政府——其姿态不像在这部科幻电影中那么夸张——仍然将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对科技研发的大规模投资以及积极扩张“经济马达”，作为继续通往现代性的道路。这一“现代性”由中国共产党提供保障，也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
从全球来看，资本积累体系对文化领域展开毫无顾忌的吸纳，这一过程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的。在本世纪之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符号交换系统开始受到计算机“算法”的控制，产生一种“超加速”的积累过程，该过程只有通过对个人数据的大规模提取才能实现；“监控”是这一过程的“暗物质”副产品。这样一个过程，对社会及其象征秩序、各公共领域、言论的理想情境、理性对话的可能性等诸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上述这些领域，在西方和中国都处于一种加速解体的过程，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试图指出的那样，这一解体过程，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的。在中国，代表着“象征秩序”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7]仍然在坚持着，声音越来越响亮；而西方则被各种不和谐的嘈杂声所充斥，震耳欲聋。
数字平台及其所推动的“算法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资本体系对个人价值的提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侵入性越来越强。诚然，对那些关注“社会工厂”问题的人来说，他们所感到的是一种一直在进行的、不断从生活世界中提取价值以满足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的不公。正如罗安卿（Anna Lowenhaupt Tsing）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总是能不断地从“前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以及“后资本主义”等各种社会形态中提取自己想要的价值。[8]然而，问题并不只在于不平等的“价值提取”，以及其中所可能存在的对生产者生活世界的扭曲与破坏。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把文化系统逐步简化成“商品逻辑”，这一做法对“社会”自身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样的做法越来越阻碍了社会原本具有的、将“文化活动转变为知识”的能力。这就是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的“符号的贫困”（symbolic misery）[9]，他借此所要表达关注的是：我们人类作为有思想的存在，在表达自身对于意义的深层需求方面，正在表现出的“集体无能”。在“商品化”和“算法”的控制下，逐步瓦解了的文化系统，导致他所说的“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这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一困难，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不可能沿着陈独秀所说的“飞矢”[10]抵达未来——那是一条在想象中才可能存在的、有关“进步”的“直线”。如果我们要避免在极端右翼学说的影响下逐步蔓延开来的“黑暗启蒙”，及其所带来的倒退，那么我们对当下所谓“进步”的否定，就不能只是一次否定，还应该是对“启蒙”的一次彻底的重新评价。我们需要在“理性”被压缩为一个机械的、工具性的外壳以前，再一次向大家宣扬“理性”所具有的延展性与开放性。[11]在18世纪末的欧洲，艺术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的“现代使命”，艺术具有表达和“消化”工业和民主现代性为人们所带来的深刻冲击的能力——这就是艺术的“世界相关性”。[12]对于艺术这一至今仍紧迫存在的历史任务，目前各国正在大力发展的，以“消费”“算法”与“产业数据”为核心的“创意产业”，不仅无话可说，而且日益成为人们在提出“艺术的历史使命”这一问题时所面临的重大阻碍。
一种经过重新思考的“现代性”，不会仅从欧洲和欧洲内部一个角度来进行论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起源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世界“轴心时代”的亚洲的宗教与文化，为我们今天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道主义，提供了重要的道德理性。[13]我们在本书中讨论了中国的“儒家”传统以一种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其中有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我们对中国早期现代性中“非西方知识”的讨论，表明这些“非西方知识”，曾试图为中国协商一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后殖民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思想与实践，都曾经对中国近代早期这些有关“现代性”的讨论重新进行了审视，这些思想仍有可能为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指导。也许更加具有争议性的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源、它所经历的革命世纪，仍然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的转化作用。无论中国未来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一改变需要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实现，而不必服从以美国意愿为中心的规则。
（任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任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本文为Red Creative（Intellect，2020）一书的后记。作者为南澳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文化经济教授Justin O’Connor。原刊于《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3期。译文有所删减，由作者授权翻译。篇名为译者所起。(www.xing528.com)
[2]Timothy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London: Verso,2011, p.40.
[3]有关“全球增长俱乐部”，参见Stuart Cunningham and Terry Flew.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2019, pp.146-163.
[4]Harry G.Gelber.Opium, Soldiers and Evangelicals: Britain’s 1840-42 War With China,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95.
[5]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是象征欧洲30年战争结束（1618——1648）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等奠定了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原则。——译注
[6]Bruno Latour.Down to Earth.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7]“大他者”（The Big Other）是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译注
[8]Anna Lowenhaupt Tsing.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9]“符号的贫困”，是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著作《论象征的贫困：超工业时代》中所提出的概念，指在超工业时代，大多数人的美学探索精神被市场营销学所营造的美学禁锢，失去了真实感知与世界的连接及表达自身的能力。——译注
[10]原文见陈独秀1916年初在他创办的《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一九一六》的新年献词：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译注
[11]关于“彻底启蒙主义”这一概念参见艾伦·盖尔的《艺术与彻底启蒙主义：重获自由以拯救地球》（Arran Gare.The Arts and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Gaining Liberty to Save the Planet, The Structurist, vol.47/48, 2007-8, pp.20-27.）一文。
[12]也被翻译为“艺术与世界的恰当关系”。参见Sebastian Olma.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rmative Defiance, Breda: Avans Hogeschool, 2016.
[13]Prasenjit Duara.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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