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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案例研究报告,2020版

时间:2023-08-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深圳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是一个经典的自上而下进行建设的案例,不过不同于一般由当地政府主导的创意园区,该园区的所有权和运营权都归属于央企华侨城集团。其中尤其以对城市更新、旧厂房改造为基础的文化创意园区的批评最为剧烈,然而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却以它独到的“创意生态”视角提出了别样的解锁路径。华侨城OCT-LOFT为了将展馆借给建筑展做场地,甚至推迟了一年开园时间。

深圳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案例研究报告,2020版

深圳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是一个经典的自上而下进行建设的案例,不过不同于一般由当地政府主导的创意园区,该园区的所有权和运营权都归属于央企华侨城集团。这就使这个案例呈现了一种特别的复杂性、多维度性和纵深感。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创意文化园区是如何同时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对企业集团和转型中的整座城市产生巨大直接经济效益之外的“溢出”作用。反过来,企业集团和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又是如何为这座园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种园区、集团和城市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创意生态系统。本文将详细分析这种生态系统形成的互动机制和模式,以期为创意文化园区的意义进行重新定位和审视。

另一方面,华侨城集团作为中国主题公园最早的开创者和文化旅游领域的领导者,很早就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上拥有全球视野。在决定将原来的工业区旧厂房改造为文化创意园区之前,他们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园区发展状况进行了调察和研究,这就使得很多发生在该类园区中的弊端被管理层通过创意管理的方式进行了规避,因而本文格外强调创意园区的管理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创意过程”和知识经济的重要表现,是文化园区发展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正是从创意管理这个角度来看,笔者提出了将此类以城市更新为缘起,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基本组织形态的文化创意园区看作是一个“创意产品”的概念。本文也期待通过对OCT-LOFT成功经验的分析,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上提供新的理解方式以及发展路径的启示。

1.创意生态系统:创意城市中的创意文化园区和创意文化园区中的创意城市

文化创意园区是伴随着文化产业、创意经济而兴起的一种地理集聚现象。所谓创意经济,英国DCMS的著名定义指出是依靠个人的创意而产生的经济价值。不过,这种强调个人天才的创意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普遍挑战。克里斯·比尔顿(2006)就此提出了创意“系统论[4],认为应该区分“创新”和“创意”——“创新”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只要有一个新的概念想法都可以成为“创新”,但是这并不能保证生产出实际价值的“创意”一定能达成,因此在创意的“系统论”中,“创意”是一个过程。正因为创意是一个过程,需要上中下游价值链的连接和互动,因此构建“创意网络”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凸显和认可。这个“网络”表现在空间上,就是地理上的临近和集聚,成为文化创意园区得以诞生的重要理论基础。

尽管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和比尔顿的“创意系统论”都为文化创意园区的诞生提供了合法性,但随着各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创意经济的迅速发展,往往容易将有形的“园区”建设当作是一个“发展”的指标。过于注重数量、重复建设、盲目跟风、消费化、地产化等问题日益暴露,造成了对文化创意园区意义、价值的质疑和困扰。其中尤其以对城市更新、旧厂房改造为基础的文化创意园区的批评最为剧烈,然而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却以它独到的“创意生态”视角提出了别样的解锁路径。

(1)作为文化空间的OCT-LOFT文化创意园

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位于深圳南山区华侨城片区,其所在地是央企华侨城集团曾经的东部工业区。这片工业区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通过华侨城的招商引资,主要进驻的是“三来一补”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伴随着深圳的迅速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以及华侨城集团在2000年初开始的发展转型,这批厂房很快就完成了它最初的历史角色,逐渐地被空置了下来。到2000年初,华侨城集团经过第一次战略转型后,逐渐形成了主题公园、地产开发和消费电子三块主要业务,其中尤以主题公园的开发名震天下。1989年,中国第一个主题公园“锦绣中华”是华侨城的首次尝试,当年国庆假日的几天,入园人数高达3万人。在这个极度成功的项目之后,华侨城陆续开发了民俗村、世界之窗和欢乐谷等项目,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华侨城集团在文化旅游和主题园区的开发上,不仅成为行业内的风向标,而且其领导层也在文化经济的开发领域收获了独到的运营经验和由调研而开拓的全球性视野。

这片工业园区连着华侨城已有的主题公园、地产项目,如果复制成功模式,继续开发高端房产项目也未尝不可;但是华侨城集团在经过前期的高速发展后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旗下各个主题公园和单个房产项目以及康佳电子都已经获得市场上很高的认知度,可“华侨城集团”的品牌名声却反而没有传播出去。另一方面,华侨城的主题公园和地产项目已经从深圳辐射到全国,在北京、上海、成都都有了相关业态的拓展,故打算在深圳尝试纳入新的产业形态和集团品牌塑造的努力。在业内人士的建议下,以及实地考察了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创意园区之后,华侨城集团决定将这些旧工业厂房的一部分拿出来进行改造,建设文化创意园区。

这个决定显然使得整个园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非常清晰的“自上而下”的属性。根据对华侨城OCT-LOFT运营公司经理的访谈得知,从一开始华侨城集团领导层就将园区的主题定位在当代艺术和设计领域。这个定位的理由是,华侨城自己运营的何香凝美术馆本来就需要建立一个当代艺术部,而另一方面深圳在设计行业已经积攒了相当的实力和庞大的设计师群体,他们散落在深圳市不同工业区的附近,拥有集聚在一起的需求和市场空间。因此,这个园区主题的定位决策,既来自于华侨城集团自身业务的发展历史和需求,又来自于深圳市的产业经济基础和转型趋势。于是在园区最早开发的南区,专门将一个仓库改造成了“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这个当代艺术中心刚刚改造好就被第一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张永和看中,成为2005年建筑双年展的主展馆。“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是国内建筑、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全球唯一以城市/建筑为主题的双年展,也是唯一一个两个城市共同举办的双年展。华侨城OCT-LOFT为了将展馆借给建筑展做场地,甚至推迟了一年开园时间。对于刚刚将要兴建完工的华侨城OCT-LOFT来说,建筑展所携带的学术气息和高端展览的定位与园区的价值定位高度吻合;作为城市的文化盛事,建筑展将在展览的几个月中被媒体集中报道,这也是对园区的绝佳宣传机会。2000年初,中国刚刚兴起旧厂房改造为文化园区的浪潮,环顾深圳所有的旧工业区,又是华侨城首先吃螃蟹,邀请了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都市实践”建筑设计工作室来对园区建筑、空间进行集中改造和视觉设计,因而改造几近完成的园区在当时的深圳也是一处难得的异质性空间,代表了当时深圳城市空间形态的最新发展,也能最好诠释深圳城市建筑展的整体氛围和学术气质。可见,华侨城OCT-LOFT虽然是由央企运营、开发的文化创意园区,却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与深圳这座新兴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继2005年开园前第一次承办深圳城市建筑展之后,2007年、2011年两年的双年展也都选择了华侨城OCT-LOFT作为展览场地。除此之外,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也在建造“文化高地”的思想下,常年举办着高水平学术的展览,不断地吸引城市中的艺术爱好者前往园区参观。除此之外,园区还不断地发展出各种国际规格的文化节庆,包括“OCT-LOFT创意节”“OCT-LOFT国际爵士音乐节”“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举重若轻——艺术电影展”“一人一世界——新锐设计师讲座”等,涉及当代艺术、创意设计、公共艺术等自有文化品牌。进一步塑造了华侨城OCT-LOFT作为城市文化活动中心的品牌形象。这些活动对于深圳创意文化氛围的形成非常重要。

(2)作为经济空间的OCT-LOFT文化创意园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OCT-LOFT文化创意园也分别在企业集团和城市层面体现了崭新的意义。正如前文提到的,OCT-LOFT是华侨城集团在充分发展主题园区和地产项目之后开拓新业态的转型尝试,其主要目标是打造出代表华侨城集团品牌形象的项目。在园区内,共有两处用于发展当代艺术文化的展示空间,一个是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另一个是后来在北区开发的的B10艺术空间。其中OCAT由华侨城集团运营,后者才交由园区的运营公司自主支配。一方面,华侨城集团聘请业界知名策展人对当代艺术中心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常年举办高规格、高学术含量的当代艺术展,保证了OCT-LOFT文化艺术形象的高质量。另一方面,大量的文化活动和节庆也邀请了广大的市民进入园区,在这里接触设计文化、艺术活动,带动园区和城市的文化氛围和创新氛围。而媒体对这些不间断的文化活动的常年报道,也让华侨城的品牌越来越为全国所知。华侨城集团对园区运营业绩的考核,并不以经济收益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据园区总经理介绍: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基本上每年的这个时间,大概11月、12月就做明年的计划。计划大概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经济上面的问题。我们的招商计划,希望租金收入能达到多少,这是一个经济上、商业上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公众、公益的部分。我们需要做多少次跟品牌相关的活动,我们内部还是分得蛮细的。我们把品牌跟活动分开了。就是你看到我们上个月做的爵士音乐节,我们把它分在活动这一类。比如说5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活动。5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深圳在这个月有文博会,我们每一年都是文博会的分会场。然后是12月5日,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创意节。然后中间,7、8月我们做音乐节,可能有爵士音乐节。另外我们一年大概有四到五季的艺术电影的展映,再有四到五季的设计师的讲座。每个月两次的创意市集。这个是基本上定下来的活动线索。我刚才谈到的品牌宣传,指的是我们创意园一年要做几期杂志,一年四本,一个季度一本。然后还有微博、微信、网站,不依托于某一个活动的宣传就是品牌的宣传。所以基本上是这三项。当然还有很多,跟政府的沟通,跟媒体的沟通。年底,或者第二年,就要对上一年的工作进行考核,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方向来。所以说,经济指标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它不是第一位的,只是其中之一。[5]

从集团对园区的考核方式可以看出,该园区对于华侨城集团的经济意义主要来自于集团品牌的塑造和品牌宣传;但是如果将OCT-LOFT仅仅看作一个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地也是片面的。园区通过大量活动建构了优质的品牌形象,这也吸引了更多的、知名的设计公司聚集于此。例如在全国建筑界享有盛名的“有方空间”,是一间从事建筑文化传播的公司,其主要合伙人谈到选择华侨城OCT-LOFT作为办公地点的原因:“周边毕竟还是有氛围。全国的设计师到深圳来,基本上都会到华侨城来,这个也是为了方便。”[6]

园区文化活动对文化氛围的营造看上去是与经济无关的“文化”活动,但实际上无论对于园区品牌还是集团品牌而言,经济收益都是一个长久耕耘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文化和创新氛围在OCT-LOFT也会产生溢出效应,即由于艺术人群在这个区域的聚集,使得各种新的业态在不断碰撞中产生。一方面,在园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批由园区内设计师开的咖啡厅、面馆、餐馆和发廊,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室之外开设的这些针对普通大众的商业店铺,展现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理念和艺术陈设,强烈地体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趋势。另一方面,在园区经营者的鼓励下,甚至是有选择地邀请下,一些全新的经营业态也在这里诞生。例如旧天堂书店的经营者阿飞原本就是爵士乐乐手、音乐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同时自己还开了一家小书店,于是园区经营者就邀请他来园区开书店,并在书店中举办爵士音乐节等活动。另有一个做《恋物癖》杂志的,也尝试着在园区内开了一家与杂志同名的实体店,展现杂志的风格趣味,并邀请新锐设计师在店内办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深圳本土诞生而享誉国际创客圈的创客空间——柴火空间也选择了OCT-LOFT作为办公场地。原本以艺术、设计作为主题的华侨城OCT-LOFT在创意空间和创意氛围的营造中,溢出了最新的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创客经济”的萌芽。对于整座城市来说,园区成为后工业时代新经济的极佳试验场。(www.xing528.com)

2.创意园区管理策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发展

构建创意生态的过程,本身也是创意管理产生的重要成果。文化创意园区的管理常常被看作是与“创意”无关的事情而被忽略。人们对文化创意园区运作的理解过于相信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创意工作者的“自治性”,误以为地理上的临近就必然会自动地促使创意网络的形成。与好莱坞这样自发形成的电影产业集聚不同,以政府或企业主导的城市更新为基础的文化创意园区,往往始于“自上而下”的建设,这就使园区的管理者和运营者势必从一开始就对园区进驻的机构、组织进行规划。很多园区的经营失败,就在于政府或运营者理解的园区管理仅仅是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建成后的物业管理,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与一般的商场经营模式无异,最后自然会导向于不断攀升的租金,导致通常被批评的“士绅化”现象,丧失了创意园区最初设想的创意产业集聚功能。

这种创意园区管理的失败,从理论上看,主要问题在于对“创意”的理解过于狭隘,认为“创意”仅仅是创意个人、创意企业的事;另一方面,对园区的理解也过于片面,将其简单理解为有形空间的管理,却对创意园区作为无形“网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的认知。

创意“天才论”在近年的研究中遭受广泛的挑战和批判,是研究者通过各种不同领域的研究极力破除的迷思。比尔顿和卡明斯在《创意战略:商业与创新的再连结》一书中为创意提出的定义框架认为,创意的内涵包括创新和持久的价值,其诞生的过程需要能够忍耐矛盾并具有对立并存的思考方式,而其产出的结果是能够重新思考存在的问题、转换现存的概念空间,并为未来的创意打开新的可能性。[7]如何营造这种创意氛围,如何让园区中不同的企业在同一个园区中和谐并存,也成为园区管理者对创意和管理进性再认识的重要挑战。

将创意园区当作一个“网络”来看,这个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网络当中的各个创意企业之间由于地理环境上的临近和共享,而保持着某种弱连接。弱连接的关键并不在于联结的强度和质量,而在于连接关系的数量。从网络的弱连接理论来看,园区网络中创意企业的多样性就变得格外重要。如何维持网络的多样性生态,并保持网络间弱连接的数量,就成为创意园区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华侨城OCT-LOFT为例,笔者发现该园区得以成功的最大因素就在于管理层对创意和创意园区的理解,超越了一般“自上而下”运营园区的视野。

首先,他们对于园区运营的主要定位非常清晰,确立了以当代艺术和设计为中心。其中当代艺术的部分基本上是作为园区的灵魂存在,而设计领域,他们的思路是要保证一定比例的知名设计公司的入驻,确保园区的基本水平和高度。

其次,在有了这个清晰定位的前提下,他们并不是将园区的发展方向完全掌控在规划之中,也没有将入驻的企业当作简单的租客,而是充分尊重设计师、创意者的专业知识和创意思维,试图与他们发展共建共营的伙伴关系。入驻园区的深圳言文设计有限公司创意总监、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学术委员毕学峰在访谈中提道:

(园区)很多活动项目我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我认为这是和以前相比最大的改变。因为华侨城给了我这样的空间,而且,华侨城对艺术家很尊重,不是简单地将艺术家当作租房子的租户,而是合作伙伴。华侨城创意文化园里有很多像我这样愿意参与的设计师,他们在各种类型的艺术活动和实践当中充当着各种角色,这一点上创意园更像一个有机的系统,他是设计的委托采购方,向设计师购买设计,同时他又是创意和艺术活动的组织推动者,营造了比较好的氛围,也让来到这里的人们得到交流和学习[8]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园区内的创意企业、设计师和艺术家都与OCT-LOFT保持着自愿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一些共同组织的活动中,他们之间的人际“网络”逐渐形成随意的弱连接。

华侨城OCT-LOFT在管理上非常创意地实现了“收”与“放”的和谐统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处于一种不断动态互动和平衡之中。为OCT-LOFT做整体空间改造的设计师刘晓都在华侨城长久的合作关系中,观察并总结道:“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模式就是一个有控制的整体与追求无限个性表达的统一模式。协同和多样性,都在这个城市空间里呈现。”[9]

再次,对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有意识的平衡,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自由生长模式,无限制地发展园区的经济功能。他们通过一系列有组织、有规划的艺术文化活动广泛地吸引市民和外来游客参访,不仅成为深圳的一个文化地标,更成为市民休闲、看展览和文化旅游的新去处。

最后,由于对业界广泛存在并饱受批评的“士绅化”现象有认识和警觉,园区的管理者积极开拓不同的创新业态来丰富园区创意经济的生态。园区空间有限,市场对园区空间需求却不断攀升,在关于园区未来升级改造上,园区管理者确定了在不破坏既有建筑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垂直方向的空间发展思路。在做具体规划方案时,管理者又充分尊重设计师、规划师们的意见,邀请了世界顶尖的空间设计团队来献计献策。广开思路,与世界先锋观念并肩,是华侨城OCT-LOFT避免落于窠臼的重要策略。

除了已有的长期租赁空间外,园区管理者还鼓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创意,进行设计创造,营造一个青年创意人交流的聚落。比如OCTLOFT在北区露天空间中每个月举办两次“T街创意市集”活动,提供给入选创意人的场地费全免,为其中长期表现出稳定水平的个人提供创业支持。由此诞生了“负波普”“吃茶去”等一系列的新锐设计师品牌。此外,OCT-LOFT还专门拿出北区A5栋二层的T-studio为这些创业品牌提供“前店后坊”模式的创业空间,租金上给予折扣优惠,为这些品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T街创意市集因而既是一个文化活动,也是一个创业孵化和创意产品试水市场的空间。园区管理者的这些举措大大鼓励了青年们的创意热情,也在长期持续的市场检验中增加了创意工作者创业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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