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2年前后，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初创时期。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经济特区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开拓创新精神，探索开展了涉及经济制度、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文化观念等领域的若干重大探索和变革。走过了1980——1984年“改革开局”阶段和1984——1992年“对传统体制进行重点突破”的阶段。[2]深圳勇于探索，放松管制，发挥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率先开放的市场、土地、人力资源等，吸引大量港资涌入，全面承接香港等地产业转移，初步建立起了以“三来一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体的若干个工业区，各类进出口加工基地，迅速形成“前店后厂”面向国际的外向型经济雏形。
1992年，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轨全面展开，“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据统计，1979年，深圳GDP只有1.96亿元，到1992年提升到317.32亿元，居内地城市第六位（到1996年这一数字突破1000亿元），深圳迅速成为珠三角“世界工厂”的核心区域和全球市场的有机组成。换言之，大约到90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特区深圳基本完成了“一次创业”，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就制度转型的角度看，深圳也在这一阶段先后完成了“从单项突破进展到全面改革的整体制度变迁……初步建立起了经营主体多元化，产权明晰，商品市场发育充分，要素流动相对自由，有一定市场规则，市场中介组织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其制度成果不仅领先于全国，并且以一种示范效应将制度信息‘外溢’至国内的改革领域和各个地区”。这一阶段被经济学家称为“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阶段”。[3]
就文化产业的情况看，这一阶段由于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带来的全球市场分工的改变，深圳不断承接香港等地产业转移，发展起的大量“三来一补”企业中，包括了不少以印刷、动画、珠宝首饰、玩具礼品等为主的“文化制造业”，深圳文化产业开始萌生。当然，这一阶段深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各种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基本由政府主办的文化事业单位“包揽”供给，“文化”与“政治”两大领域高度重合，[4]文化市场付诸阙如。深圳作为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场”、对外开放的“窗口”，随着港台流行曲、港产片（深圳可轻易收看香港电视）、外国原版书、盗版影视光碟等开始大量涌入，深圳的文化氛围日益开放。加之大量外商的涌入，新的多元化的文化娱乐需求迅速产生。1980年，深圳率先出现了全国第一家歌舞厅；1993年深圳在全国首次开展文稿拍卖，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文化生产领域。各种音乐茶座、酒廊、卡拉OK、的士高、桌球、电子游戏机、录像投影厅等如雨后春笋出现，社会办文化娱乐业、文化服务业呈现全面发展态势。[5]总体看，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向了以满足广大市民、外商、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休闲娱乐需求的市场化发展之路。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深圳已经发展起门类齐全的文化市场。繁荣兴盛的文化市场中产生了众多的文化业态，成就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6](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深圳传统的文化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为边陲小镇，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文化基础十分薄弱。[7]在《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特区举办教育、文化、卫生和各项公益事业”的规定，以及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的要求下，深圳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行政、党政统一的文化行政管理架构；“勒紧裤腰带”兴建了第一批“八大文化设施”，创建《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等重要文化机构，并开始了以“以文养文”为代表的文化体制改革尝试，诞生了文化局下属的“深圳文化企业发展公司”等。[8]
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正是由于深圳文化基础薄弱，市场机制灵活，社会开放度高，多元文化需求大，深圳这一时期也兴起了“社会办文化”的高潮。诞生了如华侨城集团以“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9]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业，以“博雅艺术公司”为代表的合资文化企业等。而起步较早的深圳印刷业，更是依托市场快速，到90年代初期，已经成长为全国重要的印刷中心。印刷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深圳平面设计行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为深圳设计业的勃兴奠定了重要基础。[10]总之，这一时期深圳文化市场活跃、文化消费多元、文化娱乐业发达、基础文化设施渐成体系，尤其是以“文化旅游”“文化制造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迅速萌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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