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领袖对创客运动的引领作用及其象征性意义

精神领袖对创客运动的引领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创客运动遭遇低谷、社会上对创客风潮是否即将过去存在疑虑的时期。精神领袖的正向言论和行为能在创客群体中形成一种象征性意义，带领创客运动继续向前。

硅谷“创客教父”Mitch Altman便是当前创客界的精神领袖，他参与了全世界100多个创客空间的筹建，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是深圳创客界的资深导师和老朋友。他的代表作Soldering is Easy在全球创客中广泛流传。另一位“创客教父”Dale Dougherty毕业于神学院，是以传教士般的热情，以Maker Faire品牌和Make杂志为抓手，近年更是致力于通过著书立说等形式，推动创客运动在全球的普及。他带领团队成员将Maker Faire开到了白宫，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接见，促进总统倡议、州长承诺推动创客运动的喜人局面的形成。

深圳创客界也拥有类似的精神领袖、灵魂人物。有“中国创客教父”之称的李大维先生毕业于加州洛杉矶分校计算机专业，早年曾是硅谷工程师，后回上海开办中国第一家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后来深圳投身创客事业。此外还有柴火创客空间、矽递公司创办人潘昊先生，以及最早把Maker翻译成中文“创客”的资深玩家、深圳蓝胖子机器人创始人张浩先生。

形成健康的创客生态需要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运作机制，需要创客群体的造物热情与政府行之有效的引导相结合。创客群体发自内心的创造热情是推动创客运动发展的内因，政府的有序引导和全社会的支持是促进创客运动发展的外因。比较而言，硅谷的创客生态虽然也有政府的基础性作用，但主要是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好处是自然生发、机理健康，不足之处是需要比较长的形成演化过程。硅谷创客运动的蓬勃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创客群体自身的造物热情，以创客为中心的诸多要素都自由进入市场竞争场域，物竞天择，经受住市场考验的项目因具备较强的功能属性和商业价值而自然存活并发展壮大，没有解决用户痛点的项目则自然淘汰，迅速失败，无需浪费更多的孵化成本和社会资源。

以这种自然生发的生态为依托，硅谷的创客群体更多元化、更稳定，绝大多数是自发形成的；创客空间的组织形式更多样化，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处于被迫搬迁或者运营不易的挣扎状态，但还是在勉力维持。可以说，硅谷的创客运动发展更全面、更稳健，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而深圳的创客运动则方向更集中，模式更单一，商业色彩更浓厚。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固然有政策引导的作用，同时也是深圳创客个人选择的结果。部分创客保持着与政府、媒体以及商业的高度合作态度，也有创客个体和创客空间选择坚持最初的亚文化精神，比如深圳独立技术爱好者社区SZDIY和Abi Hackerspace。尽管运营不易，但它们既不靠政府资助，也不靠其他机构赞助，试图通过会员的力量和智慧将自身锻造成能够自我延续的有机体。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创客运动获得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呈现出跳跃式发展和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创客运动盘活了社会资源，转化了过剩产能，促进了产业转型，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进入，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目前政策强力驱动的效果在创业领域较为明显，在创新领域驱动效果则不明显。虽然大多数创业是以创新为基础的（不论是颠覆式创新，还是微创新；也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但中国的大众创新、草根创新依然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需要解决。有限的社会资源既要投向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机构，更要关注创客文化的源头和土壤，让创造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此才能在“创客运动”的持续发展中孕育出更多创新成果。

（黄玉蓉，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

【注释】

[1]朱迪·埃斯特琳：《美国创新在衰退》，闾佳、翁翼飞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4页。

[2]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曹蓬、杨宇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曹蓬、杨宇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4]Dale Dougherty with Ariane Conrad.Free to make: How the maker movement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our jobs, and our minds, 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California, 2016, pp.84-85.

[5]张迪：《对抗与融合：亚文化视角下深圳创客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研究》，深圳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6]郝云慧：《华强北的创客生态研究》（未刊稿）。(www.xing528.com)

[7]黄玉蓉、郝云慧：《中国创客生态培育研究》，《福建论坛》2016年第10期。

[8]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萧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9]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萧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10]Lindtner S, Li D.Created in China: The makings of China’s hackerspace community.In Interactions, 2012, (6), pp.18-20.

[11]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硅谷百年史》（第二版），闫景立、侯爱华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序》第4页。

[12]吴德群：《22家深圳企业挺进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百强名录》，《深圳特区报》2019年7月19日。

[13]兰德尔·斯特罗斯：《YC创业营：硅谷顶级创业孵化器如何改变世界》，苏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14]数据来源：深圳制汇节组委会苏海燕女士、刘得志先生提供。

[15]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硅谷百年史》（第二版），闫景立、侯爱华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序》第4页。

[16]Peter Hirshberg.Maker City: A Practical Guide For Reinventing Our Cities, 2016, Maker Media, p.3.

[17]Welcome to the Week of Making.The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s: //www.whitehouse.gov/nation-of-makers.2021-03-22.

[18]金淑娟、蒋合领：《创新驱动的图书馆创客空间生态系统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4期。

[19]佚名：《大疆汪滔：深圳成就了我们，这里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搜狐网，2016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