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这些宏观理论上的思考，深圳文化观念的发展，还有一些朴素的问题，比如关于效率。效率文化至今依然是深圳立市的观念之本。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效率，就没有深圳的成功。“记住，时间就是金钱。假如说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教育美国人民。但是也有西方学者讽刺这种精神，认为这是一份美国佬的自白，并予以尖刻的讽刺。[9]而深圳的创业口号，把效率也纳入时间的范畴，形成更完整的效率观念，为深圳的繁荣和国家生产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效率至今依然是深圳的核心品质和延续神话的必备之物，但是仅有效率已经不能满足这座城市新的追求。城市的宜居特质和文化气质塑造，需要更多新的突破，即从“物”的构建，到对人居文化氛围的构建，进而完成对“人”的构建。从以效率起家到对效率文化的拓展与提升，深圳需要面临困难的复杂性不比改革开放早期的小。对效率文化拓展与提升，不是追求更高的效率，而是追求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价值，且这个精神层面是可以实现系列社会价值的，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的，是在新的技术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之下，继续探索对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价值的反思。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国际劳动成本和资本效益的博弈中，劳动力自身生活的舒适性从被忽略到逐渐被重视，这是观念文明的重要体现，甚至是城市的核心问题，是一切文化观念的基石。现代主义以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迅速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是彼时代的合理与必然；在物质生产达到一定富裕程度之后，回归到经济发展体现为对人的关怀，注重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关系。极端追求效率，导致高楼林立马路宽阔的美好城市，不能转化成为优越生活的条件，而是成为压制生活与心灵的力量，与人对物质追求的初衷相违背，这显然是另一种贫困——精神的贫困。繁华城市提供的不是幸福感而是压力与危机、精神空虚与人情淡漠。所以，在完成物质生产的一定积累之后，开始对城市生产与生活的关系进行反思是必要的。
又如关于科学主义。人工智能曾经作为科幻的重要内容风靡一时，各种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成为一时热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往日的幻想，不少已经成为现实。但这一事实却引发新的隐忧，即科学对人伦的干预。当科学技术与人道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保守主义肯定是较合理的选择。这不是公平问题，而是安全问题。相比于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忧，公平问题要容易处理得多。
再如关于大众文化和公众权益。深圳的公共服务观念，目前具有公众优先意识，即对于文化推广的着力点，侧重于普及和大众。2000 年11 月，首届深圳读书月即在全国率先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文化发展根本目的”的理念。在图书馆建设等公共文化设施方面，也以社区图书馆为主，突出对普通大众文化需求的优先照顾。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公民权的做法。这些做法，在未来或许能够实践出一套更为先进的文化权利法案，为深圳文化价值观构建一些结构性的价值框架。
文化立市，等同于把创意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与突破口，也就意味着产业对城市精神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当创意产业成为城市文化的塑造者，就可能伴随着新的城市灵魂的逐步生成。而城市的创新氛围，却是另一种收获，这是对城市精神间接的塑造。城市创新氛围和创意产业从业者对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在现实世界从精神形态上更具有积极向上、勇于进去的城市精神：创作者的精神和他们所创作的产品的精神，这双重的含义，都是城市创新文化的重要构成，都是创新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有机部分。至于深圳文化类型的属性，由于城市发展的时间和方式的特殊性，这个在全球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城市，其文化特质必然是复杂的。在进一步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之后所形成的观念也许有所超越。不论任何理论和任何实践，终归要回归生活。阳光而优雅的日常生活，是塑造深圳先锋价值的基本要素。阳光与优雅，二者本身是有一定的矛盾。优雅，不排除闲适，闲适不排除适度的颓废；而阳光，则是积极的和富有效率的。
（关万维，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杨幼兰译，马可波罗文化2008年版，第216页。(www.xing528.com)
[2]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4]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5]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汪民安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6]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汪民安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7]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汪民安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8]季爱民、邹顺宏：《论后现代文化观的发展困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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