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及其研究成果

有些时间性的术语现在已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现代、当代、后现代等，这些词语负载着对应时代的文化特征，甚至携带着这些特征的不断变迁，成为文化类型的最常见的概念。同时，在更多的时间里，这些时间性的文化类型概念经常作为理论形态和知识社会背景来阐释它所祈求涵盖的社会问题，因为可能包含文化形态、艺术形态、生活形态、经济形态等，因此这些论述中对于相同术语的使用也是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譬如，“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2]。波德莱尔最早关于“现代”的含义的注解有诗的气质：“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 17 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3]吉登斯作为社会学家的解释与诗人的完全不同。詹明信进而将这一概念复杂化：“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4]要完全厘清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而且，由于这些概念尚在源源不断地使用中，新的涵义不断生成。因此，这里我们不打算去以某种城市文化理论为基础展开讨论，而是使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来表述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即物质生产水平到达一定富裕水平之后，在面对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时，生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变迁的问题，深圳是否可以在面对自身以及世界性的思潮时做出因地制宜的回应。

“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的主导性地位为基础的。”^[5]在部分学者看来，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凌驾于精神文明之上的。现代化即物的现代化，在语言和法律之间，在生产技术和艺术之中，许多精神因素被具体化了。“精神因素被具体化”，说的正是方兴未艾的创意产业要做的事情。

从创意文化产业的一般操作上看，普遍文化精神的产业化也就是商品化，各种精神产品乃至精神生活被纳入经济活动范畴，人对知识、情感甚至思想的需要，通过商品生产、展览和交易等消费的形式来实现。这些文化产品，个体创作的作品在创作者案头是一件艺术品、文稿，当这些作品被投入市场，成为商业产品，推而广之，上线上架，然后被一定金额的货币兑换走。这个过程一方面成为资本的回报方式，另一方面成为日常消费物的品种之一，相应的文化精神以消费和大众化的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出现了与文化理论并不相同的文化生活情景。或者说，从这一层意义来看，创意产业尚属于“现代性”的，也就是说，所谓创意产业，不论是本质上还是理论上，都属于“现代的”或者“传统的”，它出现的时间阶段并未能为其产业的时代属性带来更多先锋色彩。

21世纪以来，关于城市的观念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城市在整个文明进程中都始终是文化创造、技术创新、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民主化的源泉。城市聚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并以此建立进行合作交流的渠道与体系，让城市在差异性中展开协作，在竞争中产生动态稳定，在混乱中建立秩序。而这一切都因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改变，传统的城市体系遭遇全球化、信息化等所带来的新的因素挑战。新的通讯技术取代了对作为经济效率和人的合作基础的邻近空间的实际需要，全球经济和全球通讯系统的出现使地方性屈从于全球，模糊了社会意义，妨碍了传统上由地方实施的政治控制。当人的合作越来越依赖于电子通讯网络时，地区便似乎淹没在各种流动之中了。这样，作为社会组织和文化表达的特殊形式、物质上植根于空间上集中的人类居住区的城市，在新的技术环境里变得陈旧过时了。^[6]因此，他提出一个疑问，未来世界是否将是一个没有城市的世界？城市物理空间的真正意义，为各种便捷的渠道如信息渠道所取代。同时，随着技术经济体系的到来，城市化继续加快速度，城市将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物理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口将来都大规模集中在特地区域，构成庞大的人群。这种社会空间发展模式会使得没有城市的城市化出现，因为城市/郊区的无计划扩展把人口和活动分散到广袤的城市之中，在这里，地方社会可能在社会上被分裂了，在文化上变得毫无意义了。^[7](www.xing528.com)

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势必使得环境破坏、空间隔离、居民压抑等状况日趋严重。譬如，劳动者每天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不论是对于城市还是对于个人，甚至是对于相应的时代而言，既是一种美谈，也是一种谴责；既是一种成就，也是一种挫败；代表着繁华，也隐藏着衰败。同时，对全球化、人居环境、人工智能、后现代时期的政治文明等问题的深入探索，也发现一些新的观念与风险。反科学主义、反全球化等思潮，对当下主流观念的反思，并非没有道理。深圳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如何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在生产与生活之间、在效益和权益之间、在物欲和诗意之间，寻得恰当的平衡，这显然是当代社会经济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化的发展遭遇几个困境。其一如消费主义的困境。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后现代文化理应是文化、大众传媒与消费的融合”。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借助于科学技术手段取得系列巨大功绩，技艺人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即他对世界的工具化态度，对手段及目的范畴的迷恋，对功利原则的信奉后现代文化在对抗现代性的消费主义基本理念时，却无意或无从解脱内在于其中的技艺人思维惯性。甚至在极端的后现代派看来，商品化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品化是同等美好的事情。其二如创造性与拼凑性的困境。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中，后现代文化首先以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对传统价值观及其社会实践展开激烈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本身既是对以往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扬弃，更是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文化形式及其物质化成果，并蕴含和体现了不断求变的生发趋向。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后现代文化形式及产品成果却彰显为有意识的拙劣模仿、不厌其烦的剪接与拼凑，这样一来，其去中心化、去深度化、去精英化的方法论原则违背了它所极力宣扬的创造性原则。其三如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困境。后现代思想中，无论是一元论与二元论都未能把握真实世界的多样化与混沌化的本性，因而都内含多元论。多元论的纷争基础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世界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主体间性所产生的多样性、观念与理论的多合理性、行动的自由量度等。其四如批判性与继承性的困境。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而言，后现代性内生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质疑，即后现代主义具有怀疑论的天然趋向，它通过对现代理性、社会伦理与价值、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历史基本范畴的怀疑与反思而突出自己的批判性特征。^[8]

如何理解上述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观点？从第一点看，商品化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品化是同等美好的事情，这种情景似乎在创意产业的市场化过程中是最常见的，在文化理论中却成为批评的对象。到底是文化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还是文化产业中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更具合理性？从第二点看，对于后现代艺术等文化范畴的理解，实践者和观察者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中，观察者对于实践者无不充满着偏见，这种偏见往往意味着一定的短视。从第三点看，后现代文化观强调多元论立场，蕴含了差异化的发展取向，而笔者未能在现实实践中，找到这些理论所描述的情景。从第四点看，这种理论似乎忽略了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在二者似乎割裂和对立的势态中，看到其本质上的一脉相承。在艺术波普化的时候，一度造成艺术理论上的矛盾困境。但这些困境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渐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气象。即使这种气象在文化理论的视线里，迟迟未能得到中肯的判断，但是这样一种文化或艺术的发展态势并没有看到回头的趋势。同样，深圳文化的发展，也正在经历着这些景象和问题，只是在目前看，这个景象尚未清晰。当这一景象日渐清晰的时候，或许是深圳人可以回应有关理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