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万物，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天下没有不变的法理，变化是绝对，不变是相对。《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古国必用新法也。面对祖宗之法，需要冲破旧的牢笼，100多年前的梁启超，高举变法大旗，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2]《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闭关锁国的古老帝国由此开启了向现代国家的艰难转型。
何谓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而公民的权利主要是指自由基础上的财产权，因而也可以称为经济权利。大众的觉醒或者说对民众权利的尊重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每个国民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做自己的主人，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人民之国家。其实，关于天下与家国，我们先贤早已有超越时代的观察。如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顾炎武说“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保国家是朝廷的私事，保天下则匹夫有责”。只有认清家国天下，分清公民臣民，才能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
那么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为什么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有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有的国家人民却食不果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数百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在探寻国家财富增长的秘密。直到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才揭开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秘密。与以往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要靠暴力征服他国，靠抢夺他人财产来致富的理念不同，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和更多人的合作形成市场经济，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会使一个资源并不那样充裕的国家同样能成为富裕发达之国。[3]这本著作的另一个标题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为市场经济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所主张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政府职责等也因此成为许多国家奉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宝，今天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不获益于这位经济学鼻祖的真知灼见。(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了国家财富增长的奥妙，他提出了具有影响时代发展的理论，如分工理论、货币理论、贸易理论等；强调分工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贸易能增加交易双方国家的财富，进而带来经济增长。与那些激进理论相比，这些观念并非石破天惊，甚至有点温和，但正是这种温和的观念，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许多国家因此找到一条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中国作为曾经的封建帝国，也慢慢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从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开始的，严复就是这样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国富论》出版100多年后的1902年，严复独具慧眼地将这本影响世界的著作翻译过来，真正开启了《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从他将这本书取名为《原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良苦用心：他并不是只把它看作一本普通的理论著作，而是与他翻译《天演论》《群学疑言》《群己权界论》《穆勤名学》等影响广泛的几部名著一样，希望引入西方的先进思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翻译《国富论》，除了学术思想外，更多的是从实务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能从中得到启示，找到一条强国富民之路。然而，《国富论》翻译出版后，仅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社会影响有限，这与晚清焦头烂额的政局有关，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引发国人极大震动，救国于危局是头等大事，至于如何建设还没有摆在最迫切的位置。
《国富论》的真正影响力是在改革开放后，这是因为斯密主张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与国家战略方针的重大转移有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性决策。此后我国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的最高级别文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国富论》得以受到广泛关注，据保守统计，1978年以后发行的中文版《国富论》就有二三十种，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当然，作为一本经济学著作，它不可能像文学畅销书一样风靡全社会，但是这本著作作为倡导市场经济观念的源头，却通过种种方式在不同人群中传播，使得其中许多观念在社会中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内化为人们行为的潜意识和市场运行的规则。而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这点在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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