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流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2000）一书中对流动性做了很好的解释。流动性原本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相对于固体而言，当流体遭遇固体障碍时，可以绕过或溶解或浸透障碍，流动与多变总是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用“流动性”来类比“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新奇的时代特征最为恰当。因为“流动”改变人类的状况，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模式被打破，“流动”也生成着重新铸造和塑形的力量。[5]
有学者认为，文化流动是单向的、定向的、客观的，并总结出文化流动的三个规律：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文化中不同成分流动的不同步性；文化流动的整体性。[6]这三个规律很容易找到相应的例证：第一条规律可以举证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欧洲各国纷纷学习效仿的对象。第二条规律指文化中包含着物质技术、组织制度、思想观念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文化流动的速度各不相同。一般来说，物质技术的流动速度要高于组织制度，组织制度要高于思想观念。例如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遇的过程基本与此相一致。第三条规律指当高文化的某种成分流入低文化系统后，其他成分也会陆续进入低文化系统，因文化流动的不同步性造成的暂时性分割的文化状态，最终也将重新组合成完整的文化形态。例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
对文化流动规律的总结的确可以帮我们勾勒出一张清晰的文化流动图景，但当我们注意到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时，上述结论可能会不可避免地遮盖了文化流动过程中发生的复杂的、捉摸不定的交互、混杂、杂交等情况。19世纪以来对文化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放在观念或思想体系的层面上考察，尽管这种研究更规范、严肃和准确，但很容易忽略人作为文化主体的重要作用，人的心态、情感、价值观比较含糊，也难以做出一般规定性的叙述，却更有想象力，新文化史关注的恰恰是这一方面的缺失。这并不代表新文化史不关注理论，恰恰相反，新文化史从历史人类学发展出来，它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构建理论。彼得·伯克从文化在文化制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表征的表达、体现与象征中探讨文化流动产生的文化杂交现象。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是杂交的，而且杂交化过程伴随始终。这说明文化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每种文化流动的状态不同，表现也会不同，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具有杂交性。文化杂交之后会出现某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会对新的文化碰撞或文化流动导致的新的文化混杂表现出抵制的态度。文化流动受到时间、空间、社会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不同因素的参与与干扰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状态。
一是从文化力量对比上看，一般分为势均力敌与力量悬殊两种情况。
按照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的“轴心时代”观点，他认为世界史的轴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地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并形成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先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在遥远的、相互隔绝的时代各自独立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文化体系。各个文明在轴心时期所生产、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都影响到今天。在人类的每一次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
在前现代时期的世界，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力量对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利玛窦要采取“文化适应政策”才得以立住脚跟。利玛窦身着儒生服饰是为了让自己更能走进中国知识分子圈层；他允许皈依基督的中国信徒祭拜祖先，并将此看做社会习俗，而非与信仰冲突的宗教形式。同样是海外传教，传教士们在墨西哥、秘鲁、巴西等地传教所采取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会感受到明显的文化阻力。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中国已然形成非常稳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当两个旗鼓相当的文化体系相遇时，如果想要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必然要采取调适的措施才有可能实现。而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传教，两种文化的地位是不对等，文化主动权显然掌握在强势的传教士一方。
二是从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看，一般分为主动接受与被动抵制两种情况。
日本是有主动接受异质文化传统的国家。自19世纪中期至今，日本人一直在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来补充自己，比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德国的高校体制和军队制度、美国的物质文化等。日本人对异质文化的接纳态度早在8世纪就开始了，日本学习中国的汉字，就连日本天皇制政府形态也是借鉴中国的。日本历史上也有因闭关锁国导致的文化隔绝状态，如在17世纪将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传教士驱逐出境，以阻止基督教在日本的快速发展。17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的锁国政策，使日本成了“高墙内的世界”。(www.xing528.com)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生产领域出现很多全球性产品，如可口乐可、麦当劳等。这些产品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同质化和异质文化抵抗两种情况，但这两种情况并非泾渭分明，更多时候是交相辉映、同时存在。如在中国，可口可乐一方面占据大量市场份额，刺激了本土碳酸饮料纷纷崛起分化消费市场，以抵制外国品牌在中国独占鳌头的局面；另一方面，可口可乐也被本土化，中国的消费者会用可乐煮姜丝当作预防和治疗感冒的药饮。同样典型的例子是麦当劳，原本汉堡包生产的标准化是麦当劳的特点，但是麦当劳还是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和文化特点制定不同的配餐标准，如在乌拉圭出售荷包蛋汉堡包，在墨西哥出售墨西哥卷汉堡包，在印度出售用羊肉代替牛肉的汉堡包。在麦当劳刚刚进入日本、韩国、中国时，一般消费者会认为麦当劳的价格高，但仍然愿意去消费。针对这一现象，五位美国人类学家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消费者而言，麦当劳提供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实例和标志，吸引顾客的不只是干净规范的就餐环境和食物本身。
彼得·伯克总结文化变迁过程认为：“文化的历史总体而言可以被看成是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有时，这一种趋势占优势；有时，那一种趋势又占了上风。从长远角度来看，两种趋势之间会维持一种平衡。”[7]
三是从文化碰撞发生的区域上看，一般分为文化“接触区”和文化“贸易区”。
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发生于某个空间之中。通常来讲，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和事物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和事物的碰撞，先接触的地区往往表现得更为激烈，这些与异质文化接触的前沿区域称为文化“接触区”；当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找到共同点，能够彼此进行文化交流，且仍然更够保持固有文化的主张和态度，这样的区域称为文化“贸易区”。[8]
两种文化的边界地区是易于发生文化碰撞的场所，如港口城市一般被视为文化边界地区，如15世纪的威尼斯、16世纪的里斯本和塞尔维亚、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7和18世纪的长崎与广州，这些城市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大都市或中心城市则更倾向于扮演文化“贸易区”的角色，这一点在移民身上表现得更显著。如今天的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矶都有很多移民，起初这些移民都生活在自己族群的社区内，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以保持原初文化身份，但这种状况随着物质文化和社会实践等各个领域文化交流的深入，移民群体仍然会被当地的城市文化所同化，与此同时，移民群体也会为这种文化混合增添新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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