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与变革

全球化改变着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基础。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1]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流动，这使文化在全球化的加持下呈现出更多不同于此前时代的新特征，这也极大地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兴趣。

现代意义上“文化”一词的兴起是与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被全球化卷入更复杂的情境之中，“在现代，时——空延伸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2]在全球化延伸过程中，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对文化研究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变化。

人类学家较早介入文化领域的研究，当时人类学家所处的时代正值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蓬勃发展，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率先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极速加快了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脚步。将“文化”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正是源于欧洲人的对外扩张，这让欧洲学者更多地看到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存在，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较早从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 Tylor，1832——1917），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在研究对象上，以人的问题为核心，将人看作是文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早期文化人类学倾向采取比较性研究的方式，一方面从内部向外看，立足自身文化看其他文化；另一方面从外部向内看，从其他文化观察自身文化，通过比较研究区分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试图描述文化和文化系统发展过程一般规定性。自“文化”一词进入研究者视野，它的内涵就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初，它被指代上层文化，即精英文化；后来大众文化的发现，它又向下引申；近些年，文化的内涵又横向扩展，如科学、艺术、音乐、人工制品以及实践活动。自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形成了进化论、功能论、结构论、心理学派、生态学派、历史学派等诸多流派。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借用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形成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发生兴趣的不只是历史学，这一时期，在各门学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例如经济学家发现理性消费的简单模型不能对消费趋势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遂将目光转向文化，企图从中有所发现。再如“文化冲突论”的提出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原本专攻政治学领域，他在研究了军事政策及战略、美国政治和政治比较、政治发展和政治秩序及民主化等问题后，将研究重点锁定在文化领域。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重要，人们需要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他敏感地意识到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同时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www.xing528.com)

在这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中，“新文化史学”研究算是一股强劲而活跃的力量，它最大的特点是将许多新主题容纳到“文化”内，并试图将其系统化。例如一些出版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就出现音乐文化史、视觉文化史、政治文化史、民族主义文化史、移民文化史、消费文化史、语言文化史、企业文化史等。“新文化史学”企图跳出“本质主义”的带有绝对化与僵化倾向的思维定式，解决以往文化研究与人们日常经验渐行渐远的问题。^[4]“新文化史学”更强调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就长时段历史而言，每一个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可能影响历史趋势。

“新文化史学”这一流派的出现应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是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他曾任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建树颇多，著有《过去的复兴意识》（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196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1972）、《近代早期欧洲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社 会 学 与 历 史 学》（Sociology and History，1980）、《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1987）、《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1992）、《塑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1992）、《文化史的变异》（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1997）、《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e History，2008）、《文化杂交》（Culture Hybridity，2009）等著作。

自20世纪70年代起，悄然兴起一场新文化史运动，在新文化史学运动的旗手彼得·伯克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不是自发的，但也绝不是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一场集体运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研究者都有参与其中。这些研究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新的研究主题，将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符号、心态、观念等与文化相关的一切领域都纳入到史学研究范围，如物质文化研究、身体研究、记忆与语言研究、形象历史研究、政治文化史研究；二是新的研究方法，即将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研究取径结合起来，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又结合学科外部的观点，如与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发生的“文化转向”联系起来，从注重不变的理性维度转向注重文化的价值维度。